韩国犯罪题材电影在影视文化意义上特征浅谈.docVIP

韩国犯罪题材电影在影视文化意义上特征浅谈 　　摘 要：韩国犯罪题材电影近年来不仅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也成了韩国进军国际的重要电影类型。本文试图以数十部韩国电影为例，找出该类影片在影视文化意义上的特征。 关键词：韩国电影；犯罪题材；类型特征 近年来，朴赞郁、奉俊昊、李沧东、金基德等一大批韩国导演屡获国际电影节重要奖项，越来越走进国际视野。韩国电影大有赶超日本，匹敌欧美的后起之秀架势。在众多优秀的韩国电影当中，犯罪题材电影成了韩国电影在艺术与市场的双重领域都形成鲜明风格特色的题材类型。本文通过选取2003～2013年的十几部韩国犯罪题材电影试图归纳这一类电影在影视文化意义上的特征。 1 兼具“社会问题意识”和“类型电影规则” 韩国的犯罪题材电影具有深刻的“社会问题意识”，既有真实事件改编的《杀人回忆》《熔炉》，也有通过剧作反映问题的《流感》《恐怖直播》等。韩国的犯罪题材电影，不仅在戏剧张力上有所企图，更是聚焦社会问题本身。 例如，《熔炉》就是以2005年发生在韩国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中的性暴力事件为蓝本，导演在影片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该事件的看法，抨击了聋哑学校里道貌岸然的校方领导和司法过程的种种不公黑幕。影片上映后，引起韩国社会的强烈热议，并最终使韩国国会对性侵罪行量刑标准偏低的韩国法律做出修订，“熔炉法”于韩国国会立法成功。一部电影最终推动一个国家的立法，这种社会影响力是极为罕见的。 另一种呈现方式是作者不在影片当中给出明确观点，反倒抛出困惑与思考。 《杀人回忆》取材于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真实事件，采用开放式的结局，凭借对调查过程的细腻描写，用线性布局结构和张弛有度的节奏感，成就了一部经典的犯罪题材电影。有评论认为，奉俊昊的电影模式能给亚洲导演如何把好莱坞商业类型本土改良化带来启示。[1]影片中，警对匪的层层侦破的反面是匪对警的步步紧逼，杀手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却又无处不在。而导演在影片中也在思考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忠于真实事件本身，另一方面也在借助真实事件，表达自己的社会观点。没有非黑即白的简单对错，而是对人性的直面和对事件产生原因的深入剖析。 当然，除了有真实事件为蓝本，更多的电影应该打上“纯属虚构”的标签。电影本身就具有“幻觉性”，是“造梦”，这一类的犯罪题材电影，把梦搭建在一起犯罪事件之中，让“戏”更具“戏剧性”。 在以戏剧冲突取胜的影片结构之中，韩国的犯罪题材电影不忘加入类型片元素。例如，《我是杀人犯》和《七号房的礼物》，在谋杀，反社会等一系列灰色情绪中，加入了喜剧元素的调和。《七号房的礼物》中，一个智障的温柔父亲，一个可爱的萝莉女儿，一群状况百出的可爱狱友，让观众能投入到喜剧情节当中。桥段设计体现出的汽车追逐、法庭控辩、电视直播还有大场面的调度都使得影片具有鲜明的商业影片类型化特征。 2 呈现极端人格和暴力美学 《老男孩》中的吴大修被不明力量囚禁十五年，《我是杀人犯》中的警匪同样演绎了一段长达十五年的纠葛，《七号房的礼物》将主人公塑造为一个智愚的父亲，《母亲》中奉俊昊将智愚的人格缺陷安排在了儿子身上，《不可饶恕》和《恐怖直播》都是草根受到不公正待遇，精心蓄谋的惊天报复行动，还有《亲切的金子》里含冤入狱13年的金子，《密阳》里带着儿子回到亡夫故乡的申爱。几乎任何一部韩国犯罪题材电影中都能找到极端人格的端倪。这种设计有利于故事情节的纵向展开，加强表达主题的力度。与此同时，这些极端人格的人物形象游走在剧情中间，还展现了暴力美学，“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关乎生死的哲学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又是世界电影长廊中的重要景观，[2]韩国导演的暴力美学有其独特的逻辑。以朴赞郁和金基德为例，暴力美学的展现有鲜明的韩国特色。其特征体现在从虐他到自虐的暴力的反向，人在自虐时总满含怨恨，又总表现出决绝，这种决绝在韩国的犯罪题材电影当中并不陌生，这种自残自虐跟韩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自虐情绪在韩国有深厚的传统，也是韩国人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狭隘的地理环境、贫瘠的资源、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认同压力、国家分裂都使得韩民族的精神文化总是面临着夹缝生存的危机。[3] 这种暴力美学的反向，使得韩国电影时常会透出一种无力的伤感情绪。 3 阴谋论笼罩下的大片思维局限 前面说到韩国犯罪题材电影经常出现的极端人格，人格上的极端设定有利于故事情节的纵向展开，也有利于加强表达主题的力度。但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极端人格的呈现容易偏离核心主旨的精确传达，给人产生一种“跑偏”或者“不真实”的感觉。例如《恐怖直播》，这部电影被誉为“一个人的独角戏”，一个密闭空间（电台直播间），在98分钟内连接到了报复社会的草根听众，电视台的金钱交易，十几年前的政府弊案，国家高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