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 义 说.docVIP

编者按：本文作者对先秦仁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寻绎从孔子，到墨子，到孟子承前启后的发展脉络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中“仁义”一词隐藏着重大的理论线索，而古今学者皆未注意，所以著此文予以提出。以编者观之，本文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深入浅出，逻辑缜密，对于如此重要的论题，仅以区区四千字完成之，而所得或胜于近世论仁义的数千万言高头巨著，堪称“精研独创”而又“简洁明快”，与不久前《岭南宣言》中所提倡的文风要旨颇相切合。因特予刊登，以作“岭南文派”实践之一证。 ? 仁 义 说 ——《先秦仁学导论·代序》 ?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由周王朝宗法贵族社会转变为非身份的平民社会，伴随着这一巨变，社会意识形态亦进入“礼崩乐坏”的混乱之中。伟大的平民教育先驱孔子，提出以仁学作为核心重建社会意识形态。 自孔子而下，迄于战国，仁的内涵，约经三变。 孔子以恢复周王朝宗法等级制度为职志，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在其致力平民教育之际，毕竟开拓出“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的博爱思想，不自觉地向正在崛起的平民社会迈出了一小步。 继起的墨子，作为平民社会的伟大思想家，彻底否定周王朝宗法等级制度，倡言“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不分长幼尊卑，不分君臣父子，一律以爱、利平等相处，将博爱思想发展成为“普世价值”，仁的内涵由是一变。 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孟子吸取墨学，改造儒学，以“仁政说”和“性善说”重新建构儒家的仁学，使仁学成为一门显学。是为仁的内涵之三变。 其间，“仁义”的理念，在孔、墨、孟的仁学发展线索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而近世以来，研究儒墨者，并未觉察“仁义”这一关键作用并予以揭楮。笔者著《先秦仁学导论》既毕，因借序言之便作一发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仁与义本非相当之概念。 我在论孔子的仁学一篇中指出： 总合起来看，第一，孔子的“仁”，主要是衡量人对于他人所负责任的一个伦理－政治的德行评价标准。 第二，孔子的“仁”，是一种博爱精神，它发自人的内心，由亲亲（孝）的天性出发，经过同情心推及其他的人。它作为“为他人”的爱，是排除自私自利的。 第三，孔子的“仁”之为博爱精神，不是神性的，而是人性的。它基于中国文化非宗教、现世一元的传统，具有伦理的和政治的等差。因此，它与基督教文化和大乘佛教文化提倡的（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无等差的“博爱”，有着鲜明的差别。 孔子的“仁”既如上述。而在《论语》中所见到的“义”，则主要是指人的行事符合礼法，即所谓“义者宜也”。它是一个外在的判断，并不指向人的内心。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做到合乎“义”，但其人却不必具有“仁”的品德。所以，《论语》中，没有将两者并提的例子，没有出现过“仁义”的组词。不但如此，检索孔子以前的典籍，包括与《论语》同时的《春秋左氏传》，也没有发现将两者并提的“仁义”一词。[1] 这当非偶然。因为那时“仁”和“义”不是两个内涵对等的概念，是不可能并列使用的。 二 “仁义”之并作一词，始于墨子。在《墨子》一书中，“仁义”一词出现近三十处，遍及十二篇，其中包括“天志”、“非攻”、“非命”、“尚贤”、“贵义”等重要篇章。 墨子提出人际关系的理想是：“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他说： 仁，爱也。义，利也。（经说下） 由于墨子把平民交往的重要基础“互利”予以充分肯定，视为天经地义。作出了“义，利也”的新解，使原来“义”的涵义发生了根本改变。把墨子这种新解与孔子的旧说比较，其差异可谓“势不两立”：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孔子主张的是贵族的礼法，而墨子主张的是平民的规矩。基于这一主张，墨子同时也对“仁”作出了新的解释，他提出“兼相爱”，就是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人与人之间要相爱。孔子的仁是以等级为前提的、有等差的。墨子的仁是否定等级的、平等的。而平民交往中的互利，正是建立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 于是，在墨子这里，仁（即“兼相爱”）和义（即“交相利”）成了两个内涵对等的概念，而“仁义”一词也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墨子改造孔子的“仁”和“义”而造出“仁义”一词，是有慨于战国时“义”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墨子曰： 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尚同中》） 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 大意是说，进入战国以后，由于周王朝的礼法（亦即孔子的旧“义”）破坏略尽，各种各样的新“义”蜂拥而出，导致“天下之乱，至如禽兽然”。墨子认为，要消灭这种乱象，必须重新统一思想。他对“仁义”的新解，正是“壹同天下之义”的努力。墨子“仁义”一词，迎合了时代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