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中的人生况味和意蕴.doc

讲座·吉林大学国家汉办培训基地.2011.2.23 唐宋词中的人生况味和意蕴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个题目 “遵命” “学理性”依据： 一方面，思乡之情、怀古之感、忧生之嗟、伤逝之痛、故国之思、黍离之悲、感士不遇、羁旅行役、伤春悲秋、离别相思等“文学母题”或“主题”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抒情文学中源远流长，而唐宋词作为“缘情而绮靡”的“抒情文学”，在古典文学中却是今人与古人最容易“心灵感通”的： ①从唐宋词的创作主体的特征看，唐宋词的创作主体，是文人、官僚和学者“三位一体”的。他们既不乏伦理角色的阶层意识，也接近有感性个体的主体意识的自觉； ②从唐宋词的文学功能的定位看，唐宋词“不必”（“不一定”）要“载道”；实现“社会伦理功用”。 ③从唐宋词的审美本体看，是以人的“心灵”、“内宇宙”为审美的本体的。 当然，唐宋词所“缘”之“情”，细分起来有“常”与“非常”两个层次。所谓“常情”，从生活中来，人禀“七情”故人人能感；而唯有诗人、词人不仅能“感”之，又能“写”（表现）之——使之从“生活”的层面上升到“存在”的层面而更具普遍性和形上性。比如李后主的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都是人们常见的寻常“物象”，人人可感，而经词人劈空这么一问：“春花秋月——何时了？！”就把生存的“真相”——有限生命与无限自然宇宙的“对峙关系”给“揭露”出来了！在无限的自然宇宙的对比下，有限生命的或悲或喜或悲欣交集也就顿成“虚无”！ 另一方面选择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个题目，其学理依据在于，“人生问题”无论“古今中外”（外：如法人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培根《人生论》）还是“古往今来”，都存在着相通之处和相似的境况；而唐宋词中又恰恰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与“生死、穷达、得失、是非、荣辱、悲欢、离合”等这些人生的“根本内容”密切相关。 唐宋词中都有哪些“人生况味和意蕴”、可能有何“审美的教益”？ 以下拟从 “日常生活审美化”、“忧患”、“知足、淡定”、“情感世界”几方面略作展开 ■日常生活审美化 唐宋词文化是休闲文化、社交文化、民俗节庆文化。 ■唐宋金时代，词体文学是音乐文学，也是与制度和民俗结合的文化现象。 唐五代、北宋、南宋金源、元（初期）是“由乐以定词”、“依曲拍为句”的“音乐文学”——在制辞方式、辞曲配合方式上是所谓“倚声填词”。 ■“纯文学”观的唐宋词始于王国维、胡适等的“新词学”，今天案头化、文本化、经典化的唐宋词，并不等于唐宋时代词体文学的流行、存在的“原貌”；宋人虽然也推尊词体，但并无宋词是宋代“一代之文学”的看法，终宋世，词体在文类等级上仍无法与诗歌体裁等同。 （■词体的大致发生脉络：伴随新燕乐的流行，隋唐之际（隋末唐初）词体在民间孕育、发生（以敦煌词为代表，民间词体有大体一致的声韵格律，同时也多有“同调异体”和衬字现象。）；中唐以前（初盛唐）是文人词体发生－形成时期，中唐是文人词体确立时期，标志即“因声度词”、“依曲拍为句”的文人“律词”的出现。（所谓“律词”即同调之作有规范的文句和声韵格律，也即后人所谓“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 唐宋金人创制词体－词调：据清人万树《词律》和徐立本《词律拾遗》共有825调、1673体；据清人王奕清《词谱》归纳，有826调，2310体；近人林大椿《词式》归纳840调，924体。金人创调近百。） ■从词体体制发展和演出、传播形制看，则词在唐五代宋金时期既可以是宫廷、州府公私节庆宴集时的大规模、较大规模的群体演出，也可以是勾栏瓦舍、茶坊酒肆中的单独小唱；虽亦多合以乐，然亦可以清唱；既可以独立表演，又可以与其它音乐文艺形式结合——载歌载舞或边说边唱。所谓“词坛”。 故在此意义上，唐宋词文化是休闲文化、社交文化、民俗节庆文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要义就是打破贵贱等级，获得“感性解放”，“ 日常生活的审美结构”对应于休闲主体、社交主体、消费主体等“感性个体”的自为的生命状态。对于宋人而言的“常”与“非常”，前者即指“日常生活”，后者指节日庆典。如果说，在“常”即日常生活的层面，社交主体还存留有“差序格局”伦理秩序的尊卑之念和功利之心的话，那么，在“非常”的层面——“节庆”的层面，“休闲”和“消费”的主体逾越等级，泯灭雅俗的边界，达成全体的“狂欢化”。（借巴赫金概念） 北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对开封、杭州城中“元宵节”等节庆之际，全城的“狂欢”有详细记述。 关于孟元老和《东京梦华录》 “幽兰居士孟元老”，生平事迹不详。“东京”指北宋首都开封。据《东京梦华录序》，他少年时代于北宋徽宗崇宁癸未（1103）随到京师做官的父亲来开封定居，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亡后，流落江苏一带。《东京梦华录序》末署“绍兴丁卯岁（1147）除日”，《东京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