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音乐史”的所思所想.docVIP

“重写音乐史”的所思所想 　　“重写”之题，缘于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它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晓明教授的主持下，提出了以“重新改造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学科”为目标的要求。该讨论在当时上海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也包括了音乐界。他们（指上海音协的人）在时任上海音协主席的朱践耳的号召下，召开了一个“重写音乐史”的会议。虽然并无太多记载，但可以说，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专门讨论会。 　　所谓“重写”，汪毓和认为，它即是“对自己认为不妥当的认识，自己没有弄准确的事实进行修正”。梁茂春认为，它大体可“包括个别重写、局部重写和彻底重写这三个层次。对旧作或权威著作的补充、修正，属于个别重写或局部重写之列，彻底推翻的‘重写’，需要有学识和观念方面的长期积累，所面临的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一般是很难做到的”。总之，在这场论证中，“重写”意味着不同程度的修正。 　　一、“重写”的回顾 　　戴鹏海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一文通过对我国“三四十年代颇具知名度的指挥家、作曲家、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李抱忱的《中国抗战歌曲集》与其它音乐贡献等历史事实的考察与介绍，针对国内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科书，指出“像李氏这样明明应该成为入史对象，且不存在史料匮乏等写作困难的音乐家，在相关的教科书中却只字不提，这是典型的回避历史”，“更有甚焉者的还是对历史的歪曲”。文章同时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左”倾思潮对音乐史研究的严重影响，结合近年来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提出“以开放的姿态和开放的思维，写出一部对‘五四’到建国前中国音乐的演变作全方位的观察和全景式的描述，且又客观公正、真实可信的‘中国现代音乐史’是音乐史学界刻不容缓的严肃任务和不容推辞的职责所在”。 　　汪毓和的《关于“重写音乐史”――读〈“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之后》回应戴鹏海的文章，认为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某些遗漏并非是一种故意的“回避历史”，而是他作为史学家角度的一种选择，不应把它提高到政治的层面。他赞同“重写音乐史”，因为他认为“我们的觉悟、理论水平、包括对资料的掌握和理解，是难以完全突破时代和环境的局限的”，所以隔一段时间重写音乐史是好的。但是，他也指出，“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无法改变的事实，要对这样的历史完全采取所谓‘一碗水端平’的公允态度来描述过去的历史，可能恰恰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梁茂春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 认为事物发展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新的音乐史料不断的被发掘，不断有新的音乐观念的萌生，新的研究者及作品的涌现，所以“重写音乐史”是必然的，永恒的话题。 　　汪毓和的《关于“重写音乐史”问题的几点感想》总结了十几年来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几个问题，主张音乐通史要贯彻“以创作为中心”，适当注意其他如音乐表演、音乐理论研究等方面，尽量做到“客观”。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点出了“重写音乐史”的重要性与必然性。 　　陈聆群的《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一文响应冯文慈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文章的观点，认为应正确估量1958年的编史工作及其影响，“重写”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的问题，“重写”的突破口可能在探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如何由古代运行机制向近现代转型的问题上。 　　陈聆群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一封信》认为中国近现代（包括古代）并没有像西方音乐史上那样以一个个乐派和代表性作曲家所构成的历史系列，它的音乐创造有其自身独特的运作机制，作者认为“中国近现代正处于由原来传统的旋律衍变思维为主与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不分的音乐创造机制，向发展多声性思维和创作与表演分别发展的音乐创造机制转型的过程。”故而在音乐史中应写出这种转型的过程。 　　通过上述论文，笔者发现在这场“重写音乐史”的讨论中他们有几个共同的主张：1.都承认早期的政治思想对早期音乐史书有负面影响，都主张要尽量消除它对现在史论写作的束缚与制约。2.都赞同“重写音乐史”，只是有的人主张范围仅在近现代音乐这一块，而有的人则主张将它扩大到整个音乐史，包括古代和近现代。3.都提出了自己对于“重写音乐史”的一些方法论建议。例如有的建议“以创作为中心”、有的建议“注意古今传统的衔接”，还有的建议“要把近现代史的特点表现在新的音乐史论述中”等等。 　　二、“重写”讨论的不足 　　笔者很高兴在学术界里见到如此大规模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大家都意识到目前史学研究的不足与缺陷；也很高兴看到很多有包容性的看法，例如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