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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和中华文明圈解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文化复兴”是近年热门的说法，它预设了一个陈述：中国曾是个文化大国。这是没有疑问的。至少从两汉起，中国就是个“以文教化”的国家。这里的“文”当然是以儒家思想为骨干的“经-传体系”。用该体系治国，中国便成为文章光华的“史国”、“诗国”、“礼仪之邦”；用该体系化育“天下”――即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世界，该世界便依照“王化”与“化外”的标准而区别为中心与边缘。从上述记忆不难得出以下看法：若想“复兴”中国文化，今日的文化战略不仅应当顾及国内语境，还应具有“天下意识”。而天下意识的阙失，恰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大问题。 不过，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天下”概念和范围是有变化的。今天所谓“天下”的意思是明确的，指的就是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因而“天下意识”就是“世界意识”或“普遍性意识”。依据这个意识，我们要考虑的基本文化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产品在世界上获得强大的同时也是自然的“流通”能力？ 但与“地球村”等量的“天下意识”在中国是很晚才形成的。上溯200年到300年以前，即从西周先秦到明清，“天下”的主体区域是当今史学家用“东亚文化”泛指的地区，包括中日韩这个地理学上狭义的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诸国，甚至还包括东北亚的蒙古和西域部分地区。这个存续了一两千年的“天下”有一个稳定的“中心-边缘”格局：其中心是作为汉字和儒学发源地以及自秦汉到明清的中央王朝所在地的中国，其边缘则是接受或借鉴了汉字文化及其所负载的儒家文化、典章制度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美国著名学者亨塞缪尔“中华文明（圈）”就是指这个基本区域。在这个文明圈中，“中国”不仅是政治实体，更是代表着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亨廷顿称之为“文明型国家”。 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历史的还是现代的“天下意识”，在当今国内的各种文化复兴方案里都有其影响。儒学复兴方案就是一个代表。该方案假定，在近代中国出现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中，唯有儒学价值才足以构成中国本己的文化认同根基。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不仅通行于中国，还通行于韩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因此，儒学复兴亦可成为东亚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基石，成为对西方现代性痼疾的疗治方案。[1]上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给这种儒学复兴方案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毫无疑问，儒学复兴方案确实保有着中国传统的“天下意识”，这种保有又得到了亨廷顿“中华文明”观念的支持。但我们在一个世纪中看到的却是另一面的严峻现实：东亚诸国的现代性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个在文化上不断疏远中国，同时亦彼此疏远的进程。这种彼此疏远的动因就来自本文拟讨论的“东亚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正是东亚诸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彻底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记忆”，使亨廷顿所说的“中华文明”成为明日黄花。儒学复兴方案能否遏制东亚诸国的这种“彼此疏远”的文化民族主义？这是本文的关注焦点之一。 当然，儒学复兴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文人方案”。目前在这个国家具有强大制度性影响的还是以国家文化战略方式体现出来的文化发展设想。然而，对这种国家文化战略的检讨让我们看到，仿佛是为了配合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疏远中国的进程，中国自己也正以相当亢奋的状态投入到在文化上疏远其他东亚国家、乃至疏远整个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进程。这尤其表现在近年来高调倡导的“特色拜物教”。根据这种思维定式，我国规划的每一文化项目都特别强调本国特色，比如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体制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精品评价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是中国特色的，等等。特色思维定式从不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使你所意愿的文化价值同时成为邻人和他人所普遍意愿的文化价值？这种忽略源于对所谓“普世价值”的误读，即认为价值的“普世”无非是帝国主义的谎言，“普世价值”无非是帝国主义的话语。 但是，基于特色拜物教的中国文化战略无法面对一个历史现实：百余年来，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在文化方面渐行渐远，该地区从原来的“共同文化圈”或“相近文化圈”变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文化冲突圈”之一。即以目前东盟-中国的“10+1”经济自贸区为例，论者深感这个区域经济方案的最大软肋是缺乏一个具有相容（更不要说是“相近”甚至“相同”）价值观的“文化软支撑”体系。 此外，基于特色拜物教的中国文化战略还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即把中国这个曾经代表着一个区域文明典范的“文明型国家”，彻底矮化为一个完全没有能力向世界贡献出任何典范文明的国家。 总之，在中国文化复兴所涉及的国内视野、区域视野（主要是东亚的视野）和全球视野这三个论域中，本文将聚焦于“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问题：首先，以当代韩国和近代日本为例，分析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其次，揭示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与其各自的现代性进程的基本联系；其三，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