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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英案看网络传播时代的精英话语行为 　　摘 要：从2012年1月，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浙江省高院维持死刑判决以来，这起已经延续了5年之久的普通刑事案件，它集合了众多引人注目的因素，为数众多的精英们对该事件发表了意见和看法，使这个事件成为研究网络传播时代精英话语行为的典型样本。精英群体的构成和他们的观点多元化和复杂化，具有建构和解构社会共识的功效。同时，精英的话语行为又呈现出公共性、盲目性和利益性。 　　关键词：“吴英案”；网络传播；精英；话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037-02 　　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深陷囹圄，到2009年12月18日一审被判死刑，再到2012年1月18日，浙江高院对吴英集资诈骗案进行二审判决，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院重审。与此同时，在网络上、媒体上沸腾的民意也在持续加温，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和舆论事件。 　　吴英案可谓是观察中国当代网络传播行为，尤其是所谓精英话语行为的绝佳案例。这个案件却囊括了众多吸引人要求的因素，其中包含了巨款、死刑等刑事要素，民间资本、金融垄断等制度要素，社会公平、价值观标准等价值要素，女富豪、“80后”等人情要素，还伴随着对于政府、官员、法官不信任的种种传言。它几乎成为中国当代总体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而参与该案件讨论的社会精英之多、群众反映之强烈、刑事裁判与社会舆论如此背离，恐怕也是大大超出了当地法院和政府的预料。新华社、中新网等主流媒体积极跟进，重量级的意见领袖也纷纷发声。这其中，既有像茅于轼、张维迎、韩志国、马光远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包括江平、陈光中、张思之、何兵等法学家或律师，微博名人薛蛮子、陈劲松、易中天、吴晓波等，均对吴英案的死刑判罚表达了质疑。网民对于吴英案的关注也达到了高潮，最高一天的用户关注度达到了近十万。 　　除了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以外，精英的推波助澜作用可见一斑。在吴英之前，已经有了2009年浙江丽水杜益敏、温州高秋荷和郑存芬等人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的先例。那么吴英案为什么格外引人关注？精英们在其中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精英们的话语权和话语行为又有什么特性？这些都是本文要研讨的问题。 　　一、网络时代的精英话语 　　话语一词，被用来指称口头语言或书写语言的使用[1]。话语有助于诸如“社会身份”、“社会主体”等不同称呼的构建；有助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助于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话语构建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观。因为现实是一种大量生产的、具有表现力的创造物，它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自在”之物。人类的整个社会化过程，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和传播，就在分享并参与一种社会现实的构建和维持。一个国家与民族要想维持和延续，就必须让人民对很多宏大叙事保持共识，比如国家、民族、传统、疆域、基本制度等等。很多时候来自于大众媒体和精英的话语，让我们对于现实产生了共识。就吴英案而言，其实也是一种共识的促进与构建过程――据凤凰网财经频道的民意调查，88%网友反对吴英被判处死刑，超9成人反对取缔民间集资[2]。在徐昕等名人的微博上所做的民调也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舆论倾向。 　　对于笔者而言，精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拥有一定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人，包括了在政治、学术、某主业领域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包括了拥有一定知名度、信誉度和社会认可度的人。精英和大众媒体其实是一种共生共赢的状态。精英表达话语，媒介传播话语，他们相互裹挟在一起，构建现实和共识。正如荷兰新闻学者迪克所说，新闻中的现实或通过新闻所再现的现实本身就是根据诸如政府或工会领导等新闻源所给出的定义之上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换句话说，媒体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3]。就吴英案而言，其实是国家机器和学术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法律精英的对垒，他们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布道，他们为捍卫各自的理念甚至利益而战。而作为围观看热闹的普通网民，几乎不是议题的发起者，而仅仅只是精英话语的追随者和散布者。 　　二、?W络时代精英的绝对话语权 　　计算机的出现，文化再次面临转变。“被联系起来和相互产生影响的个人经验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公共价值观。[4]”将“吴英案”普遍化，喊出“救吴英就是救我们自己”之类的口号，就是一种个人经验公共化的过程。之前累积的类似事件，及人们分享的类似经验，似乎都在为公众提供新的价值认证体系。 　　设定“中心”一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意识与观念，网络的出现恰恰砸碎了众星捧月般的“偏正结构”，突破以往尺度地敞开了中国的信息大门，让我们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