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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采外部成本如何内化 　　中国是一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70%以上，然而，煤炭资源不可再生，中国储量虽大但也不能做到无限供给。如果仍按照传统的粗放式生产工艺对煤炭资源进行开采，不仅会导致煤炭资源的快速耗竭，还会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资源型城市提前面临经济转型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煤炭开采外部成本分析 中国现行煤炭企业成本核算体系及实施办法，是依据1991年原能源部制定的《煤炭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成本管理办法》，并在1986年原煤炭部制定的企业成本核算办法基础之上修改完善的。1993年实行会计制度接轨后，成本核算由之前的完全成本法改变为制造成本法，但煤炭成本核算的标准、基本框架、内容等完全是按照计划经济要求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现行的煤炭成本核算，包括矿井基本建设完成后至报废前，正常持续经营期间发生的实际支出。从核算体系可以看出，中国煤炭企业目前核算的成本主要是：动力费（电费）、材料费、资福利费、设备修理费、地面塌陷赔偿费、维简费、煤炭生产安全费、折旧费、摊销费、财务费用和其他支出。如表1所示。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煤炭开采外部成本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本应计征的外部成本没有计入。煤炭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稀缺性决定了煤炭资源特殊的机会成本，应当对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征收一定的费用。但由于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考虑资源成本，即使后期进行了相关改革，但有偿开采仍不到位，成本还是被转嫁给了后代人。 煤炭开采过程中，有许多伴生资源由于各种原因被废弃掉，如煤矸石、煤层气、矿井水等，并未规定支付成本费用，也被转嫁给了后代人。目前，对于矿区环境治理以及生态恢复的费用，没有明确的支付范围和标准，大部分煤炭企业将这两部分外部成本直接转嫁给了社会，等等。 2.部分计入的外部成本没有完全计征。安全投入不足。中国矿难频发，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与安全投入不足有很大关系。煤矿安全生产费的提取与使用对引导煤炭企业重视安全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足额投入的问题。投入不足必然导致危险程度的增加，而这些外部成本则被矿工承担。 劳动工资类成本偏低。有必要通过相对高的工资对煤炭行业从业人员进行补偿。但目前煤炭行业人均年收入并不高，仅为电力行业的1/4。维简费偏低，接续投入不足。土地塌陷补偿不足。 3.不应计入的成本被强制计征。据统计，煤炭企业需要交纳的各种行政性费用高达40余项，涉及各级行政部门20多个。这些行政性费用有的属于合法合理收费，但也有很多貌似有合理依据、实际却并不合理的收费。一些费用尽管通过了立法程序，在当时背景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制度的变迁，本应调整或废止，却一直延续。比如，自1991年起征的铁路建设基金，是“七五”期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时的应急措施，但现在演变成了铁路部门的经常性收费，其长期存在必然造成煤炭生产成本的虚增，势必大大加重企业负担。 外部成本问题产生的原因 煤炭开采外部成本问题从表面上来说是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规制失灵的经济学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理论认识偏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脑力与体力的耗费。价值是商品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但传统的经济观念并未对马克思的自然资源价值思想作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简单地认为天然自然资源的形成没有凝结社会必要劳动，因此是没有价值的，使用是不需要支付成本的。这种错误的理论认识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价值被忽视。 2.制度安排滞后。近些年，中国先后对煤炭开采的相关制度做了大幅调整，相比过去已有了很大进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制度安排仍旧滞后，不合理的规定依然存在。一是煤炭资源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缺乏科学的总体设计，项目繁多分散，且存在功能的重复和交叉，使得煤炭资源有偿使用不能充分实现。二是税费制度不合理，税种设置不公平，税率、计征方式设计不科学（如资源税、补偿费、增值税等），不合理收费项目过多。三是煤炭成本核算制度严重不合理，煤炭行业生产成本高、资金投入不足和煤炭行业高利润假象之间的矛盾被不完全的成本核算制度所掩盖，也被高税费制度所扭曲。四是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顺畅。煤炭开采企业、政府、社会之间没有明确、对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3.市场体系不完善。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煤炭工业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目前尚不成熟，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煤炭市场交易平台，煤炭期货市场的建立也处于起步阶段。煤炭定价机制存在不足，造成价格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失真，无法真实反映煤炭生产的真实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