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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分配系统的内部变迁 　　摘 要：以路径依赖的分析方法来考察福利国家改革以来分配系统内部的变迁，其方法的核心是以社会开支作为测量变量，并以路径依赖作为理论依据来衡量政府角色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自福利国家改革以来，福利国家的福利状况并不是紧缩，而是调适和重构；其政府的角色并未减少，反而扩大，且政府的二次分配能力也在扩大。这一结果有力地证明，传统观点所谓福利国家改革是纯粹的私有化改革这一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关键词：福利国家分配系统；路径依赖；政府角色；二次分配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3-0036-07 　　福利国家在结构上由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两方面构成。如果说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市场化的内在要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的不平等，而分配系统中政府二次分配的加强，在调适市场不平等的???时并不会妨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改革中分配系统到底是如何变化的呢？福利国家分配系统内部变迁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考察福利国家分配系统内部变迁基本规律的传统方法是以问题为导向，探究分配系统变迁的动力。传统观点认为，福利国家分配系统内部变迁之所以发生，源于当代福利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如全球化、人口变化、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率的变化，以及“新社会风险”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这些棘手问题无法通过生产系统中市场的初次分配予以解决，所以分配系统中由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需要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哈佛大学教授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的否定――全球化带来的这些问题与二次分配变迁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如新社会风险与福利分配调整，两者只是伴随发生而已，并没有因果关系；导致福利分配调整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放缓、政府福利承诺的无限扩张等[1]（pp.408-427）。然而保罗?皮尔逊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导致福利国家分配系统内部变迁的规律及其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保罗?皮尔逊只是从逻辑上否定了传统方法的因果性，而并没有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可以寻找这种规律及其原因。 　　不同于传统方法和保罗?皮尔逊的简单因果分析，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基础方法来研究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内部变迁的规律，从主观建构的角度来分析分配系统内部变迁的动力。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一般有两种：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路径打破（Path Breaking）。限于篇幅，本文将从路径依赖的分析路径，考察福利国家分配系统的内部变迁。 　　一、 路径依赖和分配系统的内部变迁 　　关于路径依赖的分析路径，西达?斯科波切（Theda Skocpol）是最早把历史制度主义路径应用于路径依赖理论的学者。她认为，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得以实现的条件，如果国家能力很弱，国家自主性即使很高也难以转化为行动[2]（pp.3-37）。而福利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后，政府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愈发重要，国家能力通过政府角色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了国家的自主性。故此，政府角色不会因为福利国家的改革而发生剧烈变化，否则国家自主性都难以保障。进而言之，斯科波切和阿门塔通过社会政策来分析国家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能力会塑造社会政策，同时社会政策会转换现实政治的运作方式[3]。 　　道格拉斯?诺斯则使“路径依赖”声名远播。他认为，不完全市场（Imperfect Market）和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规律使“路径依赖”得以发生[4]。不完全市场的特征之一就是交易费用的存在，这使得制度一旦沿着某一条路径发展，改变之就要付出交易成本，理性人特征决定了人在改变制度时需要考量收益和成本，不完全市场使交易成本提升，从而降低了路径改变的概率。报酬递增意味着，制度一旦沿着某一条路径发展，它就会不同程度地给予回报，而这种回报随着路径延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且其边际收益递增。这就不断地提高了路径的收益，从而降低了路径改变的概率。 　　路径依赖分析路径强调制度的稳定和延续。福利国家理论的重要人物、丹麦学者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就用“冷冻的福利国家地貌”（Frozen Welfare State Landscapes）来形容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认为其制度安排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而僵化，而这种僵化是从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的冷冻的福特主义（Frozen Fordism）延续而来的[5]（pp.1-31）。但是布鲁诺?帕里尔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欧洲大陆国家的福利改革自2000年后就开始进行，所谓制度僵化和路径依赖也并非适用于描述当代的欧洲大陆福利国家[6]（p.36）。 　　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对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原则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