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中国气魄与中国风格.docVIP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中国气魄与中国风格 　　无论是主管领导,还是创作者,新中国电影人始终把电影的民族化问题放在显要的位置。1953年,周扬在论及新中国文艺方针时明确指出:“关于电影制片工作中我提出的方针是‘在适当满足群众需要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影片质量并保证一定的数量’。所谓群众的需要是文化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是引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1]讲民族特色必须看到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的特点,这个传统从30年代初共产党对电影界实行领导起,就开始有了萌芽的迹象。民族化、大众化是要求表现符合民族生活真实和民族审美习惯的思想、形象,这里有生活方式、心理状态、语言、节奏、叙述方法等。 　　在创作上,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执著追求,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在核心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用电影这种“成套”引进的外国形式,来塑造具有中国特色(包括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的人物性格,也就是力求让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典型的中国环境中典型的中国人物,有中国特色的人,有中国特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必然要包括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夏衍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总的来说“在政治上继承了‘五四’和30年代的革命传统,在艺术上发展了革命的现实主义”。[2]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自从1953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被大力推广以后,它被认为是“最后的创作方法”[3],在这种创作方法的指导下,董存瑞、吴琼花、洪常青、张忠发、李有国、马本斋、少剑波、高山、李侠、江姐、许云峰、林道静等银幕形象被创造出来,电影艺术家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的教育和影响下,继承了左翼文学、戏剧、电影自身的传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社会生活中的阶级和民族矛盾,颂扬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 　　一无所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社会进步、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长期浴血奋战中,除了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外,在自身来说,精神力量无疑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其核心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这种为信仰而战的精神与???景,贯串在60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中,被表现得感人至深,对几代中国人价值观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至今仍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以很大的规模与力度展示了这种赋予时代内涵的民族精神。在表达这一伟大理想时,还借鉴了中国传统文艺中那些相对应的至今仍具有活力的思想元素。我们从《红旗谱》中可以发现《杨家将》、《说岳传》等古典小说戏曲中的古代英雄们为保家卫国而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英勇献身的文化因子;在《自有后来人》中,也可以隐约感到元曲《赵氏孤儿》为保存某种真理的种子不被灭绝,而由血缘不同的多位义士组成舍生取义的精神火种,这就是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他们的精神气质,不仅不同于国外某些历史片中的英雄,甚至也有别于苏联的同类影片中的革命英雄,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背景)是中国式的,他们不仅被马列主义武装,也在不违背革命利益的前提下,汲取了中国传统道德中健康的伦理精神。如《独立大队》中的马龙,就不同于苏联影片《夏伯阳》中的夏伯阳;《暴风骤雨》在题材上受到苏联影片《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很明显,但肖队长同后者中的达维多夫显然也有很大差别。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民族化道路,整体上和中国电影民族化道路是一致的,但是,这类电影和其它题材的电影相比较,在影片的主题思想、类型、叙事模式,以及美学风格的追求上又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也正因为它体现出来的独特性和一致性,也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中国气魄和中国风格的雏形。 　　 　　 　　一、主要电影样式:战争片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特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尽管斗争的方式有多种,如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以至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而且银幕上对这些多种多样的斗争都有反映,但武装斗争(军事斗争)无疑是最主要的斗争形式。目前扎堆出现的“谍战剧”,给一些不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地下工作者”的大智大勇,这显然是一种错觉。在60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战争片(1950-1960年代的观众称之为“战斗片”)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最富有艺术魅力与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是这类影片中最能显示中国元素的一种子类型片。 　　从革命战争史角度来看,60年的战争片几乎包括了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49年海南岛战役的大部分著名战役,可以说是一部以银幕方式展示出来的军史。如此完整全面地表达革命战争史,这在世界电影史上似不多见。从最早原始的梭镖到在山沟里小打小闹,历经小米加步枪,直到“三大战役”中飞机大炮,双方卷入官兵达百万人之多,银幕上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