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上的失踪者.docVIP

美术史上的失踪者 　　要追逐世界潮流的斗志，在日本做次等民族留学生的心态，以及扮演出来的优雅生活方式，使得70年前的前卫艺术实践一开始就带有“浮游”的因素，而这种悲剧感在他们的后半生从隐匿的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了命运的主旋律。 　　 　　2007年末，广东美术馆举行了一场名为《浮游的前卫》的美术与文献展，展览的副标题很长：“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与1930年代广州、上海、东京的现代美术”。 　　提起1930年代美术，人们通常做如下的联想：带有强烈左翼色彩的木刻运动――充满救亡图存的号令，或者徐悲鸿的写实派国画实践――像《田横五百士》，林风眠带有印象派色彩的风景画，以至潘天寿堆叠嶙峋的水墨松石。 　　然而，“浮游的前卫”中陌生的名字与画作却完全不属于上述版图。这场时空的旅程是让人惊异的，那些带有抽象意味的扭曲线条与艳丽色泽直指同时代的毕加索和马蒂斯，在人们的常识里，中国人画出类似的作品通常是在50年之后的1980年代。 　　这好像是考古学中在更早的地质带发现了已知物种的遗骸，从而把它的生存年份前推了半个世纪。然而1980年代新潮美术的弄潮儿和我们一样并不知道有这样前辈的存在。与考古学不同的是，70年的历史不算久，1930年代的先锋美术实践不应该这样就遗失于笔墨纸端，他们是美术史上的失踪者。 　　在这里，失踪者特指的是1920年代开始，在中国实践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他们风格、年龄、性格、经历各有不同，但大部分与广州、上海、东京这3个城市有着深切渊源，这场先锋派运动于1935年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成立达到高潮，并且迅速分崩离析，个人命运为时代裹挟，有些完全在史籍中消失，有些以另外的面目示人，鲜有人知道那段摩登的、激情澎湃的、也十分脆弱和虚幻的前卫艺术生活。 　　 　　间谍校长 　　 　　1916年，当湖南青年王道源踏上东京的土地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反抗父命，弃工从艺。也不知道自己生命中的四任夫人里，有两任是日本太太。 　　只有一些零星的描述透露出王道源在东京生活的点滴，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10年之后，当他从著名西洋画教授藤岛武二的画室毕业时，已经是十足的东京艺术家作派，说一口地道的东京土话，“穿着宽大的和服，拖着木屐，和日本人没有一点分别”，住着十铺席整洁清雅的贷间，娶了名流之后、日本新兴的职业女性山崎宇都子，画画、养花、看鸟；同时翻译剧本、排演话剧、流连于艺术家咖啡馆，“四周没有一个窗户，只从屋顶上透露了一点微光进去，虽在白昼，也是放着迷人的灯光，四面墙壁上，贴满了各种音乐会、展览会、剧场的广告画，一架大留声机上，每日每夜，在轮流唱着世界各国著名的乐曲。许多长发侧帽的文艺青年都聚集在那里，有的在倾听着歌曲，有的在作轻轻的交谈，也有带了原稿纸去从事创作的，咖啡和烟草的混合的气味，弥漫了满室。”(引言均出自王道源好友、艺术家倪贻德) 　　 　　这些后来的失踪者只留下很少的原作，大多数是发表在当时艺术杂志上的黑白小样。王道源的画作尤其少，在“浮游的前卫”展览中，有他三幅作品，一枝茶花静谧悠然，芬芳扑面；郭玉玲像端庄而迷离，笔触与色彩都十分动人，情意缠绵；最后一幅全裸的女人背部已经斑驳不堪，仍能依稀看出素美而高贵的调子，据说是王道源毕生所爱。据倪贻德描述，王道源头发卷曲、络腮胡、身体强壮、个性放浪不羁，“不像文弱的中国人”，但他的画作却和人相反，柔和细腻。大概是受到藤岛武二的影响，王道源自己的创作有印象派的特征，仍在写实的框架之中，但作为教育家的王道源却有着开放的办学思想。 　　1924年开始，王道源往返东京和上海，陆续与有留日背景的同仁开办学校，这是反抗留欧艺术家攫取官方权力要职的方式，“从来凭着几根傲骨对伪政府那些眷养裙带的艺术学府，从未与闻，对他们那些粉饰升平的官办展览会，也从未参加过，自以为在上海能另树一帜，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是何等清高?”1930年秋开办的上海艺专可能是王道源人生的巅峰时期，据日本艺术家太田贡的观察，与林风眠等留欧派执掌的西湖国立艺专相比，包含音乐学科、商业美术、以包豪斯为目标、要做百万元教育计划的上海艺专，学生显得更为活泼和有个性。 　　1932年的―二八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雄心勃勃的校长王道源的人生转折点也猝不及防。轰炸毁掉了这所与日本艺术界关系密切、往来频繁的学校，自此，王道源再也无力办学。但他与日本的关联还没有结束，1935年，王道源开始在艺术家身份的掩护下充任民国政府的间谍，打探日本，情报。他的语言天分、艺术才华和出演戏剧的经验显然都派上了新的用场，他曾和人合作，护送郭沫若回中国，并且成功逃脱了追捕。 　　逃出生天的王道源继续间谍工作，处境却每况愈下。在香港生存于日本人、伪政府的夹缝中，靠阿芙蓉逃避现世；抗战结束后入狱3年；在澳门靠看守仓库度日，几以乞讨为生；在广州以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