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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精神浸润下的中国电影 　　摘要　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　民族文化精神　影戏　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　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核心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