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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摘 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四十年代文学与前两个十年相比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作为四十年代三大地域分支，有着不同的创作特点，呈现出多样的人学思想。解放区文学继承“左翼”革命文学传统，同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确立了文学的“大众化”，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大加强，文学彻底变为政治的传声筒，同时，作家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逐步地被淡化、被削弱乃至被否定以致发生历史角色的互换，即作为先觉者和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反而变成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原来被“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的农民则变成改造主体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主体。 　　关键词： 人的主题 解放区 意识形态 话语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十年中的每个时期都从属于某个特定的主题。不论是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角度，整个现代文学都可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表象上来看，三个时段都有各自特定主题，我们不妨称其为“显性主题”，文学作品围绕显性主题构建框架结构与作品内涵：“五四”时期注重启蒙与理性精神的显现，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重要工具，即“启蒙”主题；第二个十年里文学消弭了“五四”所开启的相对思想自由的文化氛围，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阶级成为文学所表述的显性主题，即“阶级”主题；第三个十年中由于战争的因素，文学侧重于反映战争的残酷与对人民的戕害，同时爱国主义主题得到扩展与深入，启蒙主题退出中心位置，即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1]，也就是所谓的“民族”主题。而在这些显性主题的背后，却存在一个共同的“隐性主题”，即“人”的主题，所有的显性主题都是从属于隐性主题的子命题。自1917年文学革命提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文学主张，人学主题开始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2]。作家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描写历史的，社会的“人性”，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价值所在。三个十年的主题“启蒙―阶级―民族”分别对应文学里人的属性中的“自我个性―政治（阶级）属性―国家（社会）属性”。启蒙主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人是人，而非奴隶，人拥有自由的权利，即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所体现出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其二、人是个人，是独立存在的，既非国家的附属品，亦非家族的固有物，所体现出的是个性主义。[3]阶级主题强调人的阶级属性，强调在文学中要着重表现阶级对立与斗争。国家（社会）主题也包括两个方面：国家主题侧重于表现出在战争环境下人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强调“救亡”；社会主题则着意于反映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而四十年代三大地区的文学创作中的人学思想，实际上与整个现代文学三个十年的各个时代主题相呼应。解放区文学继承“左翼”革命文学传统，同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确立了文学的“大众化”，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大加强，文学彻底变为政治的传声筒，同时，作家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逐步地被淡化、被削弱乃至被否定以致发生历史角色的互换，即作为先觉者和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反而变成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原来被‘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的农民则变成改造主体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主体”[4] 　　从1928年普罗文学至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革命话语，逐渐确立了文学中人的阶级属性，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将文学中人的阶级属性提升到占主导地位的主流话语，标志着革命文学话语谱系的最终确立，同时也为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写作范式。对于人的阶级属性的描写，我无意于此做出价值判断，我所感兴趣的是，人的阶级性究竟是如何在解放区文学中逐渐明朗甚至愈演愈烈，以及以何种方式在文学中具体表现出来的。 　　“五四”对人的个体与自我的发现，无疑是“五四”取得的最巨大成就之一，自我与个体所强调的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即人拥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不受压迫与奴役。因此，“五四”所关注的主题很大程度上着眼于人的社会地位与作用。而对于人的地位的思考，无疑需要关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处的阶级，人的阶级属性也就随之被发掘出来。在革命文学运动肇始之初，文学尚未完全依附于政治，只是着力于表现受压迫者的困苦之境，尚未将阶级斗争置于文学作品表象层面，只是作为所表现的主旨隐匿于作品深层。而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