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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个人隐私权保护 　　摘 要：现实生活中利用网络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屡见不鲜，法律对其规制难起成效。一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补偿性赔偿不足以体现现代侵权法的有效性和威慑力；二是责任主体存在局限性。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三个方面着手：引进惩罚性赔偿理论、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事后审查义务、对于个人信息资料进行专门立法。 关键词：隐私权；人肉搜索；侵权责任 “人肉搜索”在互联网高速普及的时代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虐猫女”、华南虎事件、王菲案件等等类似事件频频发生。现代信息社会的个人隐私一旦泄露， 就会迅速扩散而处于难以挽回的状态。言辞激烈的网上”通缉”易煽动网民情绪， 使本应发挥作用的舆论监督变成”网哄”甚至”网络暴力”，对被搜索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扩大了侵权行为侵犯的客体，将”隐私权”加入进去，该法第三十六还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然而现实生活中利用网络侵犯隐私权的问题却屡见不鲜，法律对其规制似乎难起有效作用，其原因为何？一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补偿性赔偿不足以体现现代侵权法的有效性和威慑力；二是责任主体存在局限性，侵权行为发生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之内，侵权人的身份难以确定，被侵权人通常只能起诉信息发布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此，怎样克服上述困难，以较低社会成本有效规制网络中实施侵权个人隐私的行为将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补偿性赔偿原则的局限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分成两部分来理解：第一，第一款表明不管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 只要利用网络实施了侵权行为， 作为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责任。鉴于用户的隐匿性， 被侵权人不易确定直接侵权人身份的特点， 第二， 第三款规定了在两种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对用户在自己网站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被称作”提示规则” 和”明知规则”。这两个规则借鉴的是《美国千禧年数据版权法案》规定的”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1]。提示规则意味着网络用户实施侵权行为，被侵权人难以确定侵权人的身份， 或者他不想花费成本去确定侵权人，他有权通知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 若按被侵权人的要求采取了相关措施， 那他就进到了避风港，侵权责任就与他无关。明知规则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知道用户利用其网络实施了侵权行为，明知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叫”侵权行为已经红旗飘飘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此却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那他应当与该用户对全部侵权后果一起承担责任。 法经济学研究证明， 富有效率的侵权法”能够促使当事人采取合理的预防投入，预防损失的发生或使损失减少”。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过错责任和补偿性赔偿原则的网络侵权责任，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补偿性赔偿原则”足以保持法律的效率”[2]。 然而，笔者认为，传统意义的补偿性原则已经不足以体现现代侵权法的有效性和威慑力。首先，隐私权和一般的财产权不同，财产权遭受损失时候的估价一般比较容易，然而关乎人的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由于不存在市场价格，其损失也就很难具体定价。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肉搜索等相关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案件之中，受害人往往因为隐私权的被侵害而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2013年12月16日央视《新闻1+1》所报道的当事人，种种迹象都表明是因为受不了来自网络上的各种攻击而导致精神崩溃，从而走向绝望的道路，可见，”人肉搜索”这种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行为，对于当事人所产生的后果真是难以估量，对当事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创伤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难以抹去。然而在现实中，因为和精神损害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乏以及精神损害的非物质性等特点，导致其精神损害的具体数额较难评估，并且赔偿的数额往往较低，难以弥补受害人心灵的创伤。最后，在理性的”经济人”基本预设中，人肉搜索者同样追逐个人利益和心里满足的最大化。[3]由于人肉搜索这种行为的成本不高，且能持续得到一定的心里满足，所以网络之中，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在补偿性赔偿原则之下，故意侵权的网络用户和帮助侵权的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可以预期法院判决较低的精神损害赔偿，只要其认为侵权获得的违法收益大于其可能付出的成本，实施侵权行为就是有利可图。 二、责任承担主体的局限性 第一，人肉搜索发起者的责任。 对于”始作俑者”发起者毋庸置疑是承担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最主要主体。在主观上，发起者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故意，明知人肉搜索的行为会造成他人信息暴露于外的结果，却仍然为之的；或者应知被搜索人信息会暴露于公众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