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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析”的若干话题分析 　　近些年来，国内音乐理论界有关“分析”的讨论非常热烈：“音乐分析”、“音乐学分析”、“音乐分析学”成为热门话题；2007年在西安召开的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的主题是“历史、分析、批评、方法”；更大规模的讨论是2009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上海会议”)，更是把“分析”这个话题推向了高峰。承蒙《音乐研究》副主编陈荃有先生相邀，希望笔者能就目前国内音乐界这一很引人关注的问题写一篇文章。虽然没有参加“上海会议”，但通过阅读了一些大会发言及相关材料，感到一方面“分析”这个话题对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很有意义，另一方面感到有关“分析”的话题概念纠结，内涵繁复，带来一些理论困惑，本人也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整理，生发了一些自己的观感，在此求教于大家。 　　 　　音乐分析学 　　 　　“音乐分析学”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曲式分析、作品分析、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一样，“音乐分析学”也不是一个外来词汇，它是中国人的原创概念，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创新欲望和发表本土学术话语的冲动。 　　就本人所了解到的情况，陈鸿铎是较早从理论上阐述“音乐分析学”的学者之一。“上海会议”之前，他在所发表的文章中就对“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将“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并列于“音乐分析学”之下，给出了以下图示性说明： 　　 　　但是陈鸿铎的观点似乎并不统一，他在其文章中这样写道：“Analysis、Analyse这些条目已经相当全面地对音乐分析进行了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了音乐分析学的整个(着重号系本人加)学科内容了，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西方的音乐研究中，音乐分析学的学科实际早已存在。”从上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音乐分析学”其实基本上就是“音乐分析”。 　　到底什么是“音乐分析学”?或者说为什么会提出“音乐分析学”?张巍在《音乐分析学：一个需要思考和发展的学科》中说得很正确：我们的技术理论研究从曲式分析、作品分析到音乐分析，“使得今天提出‘音乐分析学’水到渠成，并不使人觉得突兀意外”。从历史渊源看，音乐分析学基本就是音乐分析，在笔者看来，这次“上海会议”也是如此；从大会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研究是传统“音乐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参会者中绝大部分是各院校从事作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愿意相信，在“音乐分析”后缀一个“学”字，并非没有任何意义的虚设，它并不仅仅是为了强调和统摄“音乐分析”的学科意识，提升“音乐分析”的学科高度，而确实具有新的学科含义和突破传统“音乐分析”认识的愿望和实质性内容。这样的信念来自于阅读“音乐分析学”的倡导者和核心成员的论文，除了陈鸿铎发表于《黄钟》的有关论点外，贾达群对“音乐分析学”的解释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个术语的含义。 　　在“上海会议”上，贾达群以《音乐分析学的任务与使命》为题，带着学科宣言的意味全面表述了音乐分析学： 　　音乐分析学是以作曲技术理论为基础的音乐本体研究，将音乐作品之文本、文本结构构建的策略及其途径的分析解读作为其核心任务，同时引入、吸纳其他音乐学科、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以对分析解读对象进行超越其文本逻辑，并具有社会、历史及审美意义上的深度探求。 　　贾达群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标题分别为：“音乐分析学的核心任务：音乐作品之形本身解析”，“音乐分析学的必要延伸：音乐作品之形而上思辨”，“音乐分析学的终极使命：探寻音乐作品之观念与形式化程序间的关联”。贾文虽不同于陈文，并未明确地将“音乐学分析”置于与“音乐分析”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对传统“音乐分析”的突破却是显而易见，他对音乐分析学的阐释，以及对音乐分析学终极使命――探寻音乐作品之观念与形式化程序间的关联的规定，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音乐分析的目标和境界，而与音乐学分析之苦苦求索遥相呼应。 　　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音乐分析学并没有走出音乐分析的视界，“上海会议”也可以理解成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分析会议。姚恒璐的观点比较符合当下许多音乐分析工作者的认识，即音乐分析学基本上等同于音乐分析，而音乐分析主要是服务于作曲和作曲理论，在为“上海会议”提交的论文中他写道： 　　音乐分析学是以研究音乐作品的本体构成特点为主要目的，借用音乐史学、美学和其他有助于达到研究目的的方法来强化这门学科，以作曲技法的分析为主要依据，从音乐创作中总结创作经验、认识创作的规律，再返回到音乐实践中去…… 　　虽然文中也提到史学、美学，但只是“借用”，一带而过，核心价值仍然是结构分析。作者的意图在后面的陈述中表达得更明确：对于音乐分析“首先就想到我们研究成果的读者或曰受众群是谁?读这类文章的读者除了强化音乐学和表演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