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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是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2017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联组会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重要作用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广大知识分子能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贡献聪明才智的殷切期望。 　　一 　　中国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为古代知识分子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道德担当，近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救亡图存的民族担当，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时代担当。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被称为“士”。孔子指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作为“士”阶层的知识分子在注重自身修养的同时，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不但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也秉持积极的入世态度，兼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穷则独善其身，?_则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兴起为从“士”到“仕”提供了稳定渠道，大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致仕做官，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士大夫群体逐渐形成。胸怀天下的道德担当也从知识分子的个人追求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集体意识，进而沉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伦理基因。这既体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自觉，又体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还体现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 　　由于清末西学东渐和新式教育的兴起，中国逐渐形成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相较于古代儒生、士大夫群体而言，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具有西方思想文化知识背景和广阔的世界视野。他们开始突破传统“士”人身份的限制，以独立自由的个体身份向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圣人发声，其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渐融合，凝聚成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民族担当。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知识分子率先以革故鼎新的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成为中国社会“首先觉悟的成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知识分子主张“中体西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变法维新，都从不同层面探索古老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有效途径。戊戌变法失败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满清帝制为目标的民主共和运动。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受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为实现民族复兴找到正确道路，但他们勇于担当的精神成为激励后人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 　　辛亥革命失败后，一批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发起了一场旨在启蒙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先后实现了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拥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无论是在“沦陷区”“国统区”，还是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他们或者妙手著文宣传革命，或者投笔从戎奋战杀敌，用青春和热血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担当。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641、618页）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课题，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勇于担当时代使命，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去。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祖国面临困难和需要的情况下，以钱学森、邓稼先、黄鸣龙、叶笃正、华罗庚为代表的一批身在海外的知识分子，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回国。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祖国的需要和召唤更重要。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代末，从国外学成归国的学者达到2500 多人，约占当时海外留学人员和华人科学家的一半，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心系祖国的归国知识分子与大陆原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起，为新中国的教育、科技、国防等各项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全社会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邓小平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