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幕上绘制后景的人.docVIP

在天幕上绘制后景的人 　　1960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美术系，没读完第一学期突然大吐血，被送往医院抢救。经检查发现肺上有两个结核球，一个如五分镍币般大，另一个二分镍币大，那时的医药没有办法根治，经过四个月的保守治疗和我与校方的抗争后，终于让我跟班复学。然而，在读完第一学年分专业时，把我分入了绘景专业。那时，我还不完全知道干这个行当有多大的风险，但我已明白这是一个需要体力的活，我怕我的身体适应不了，便向系里领导要求：你们认为我干不了布景设计，那么根据我的身体情况能否让我去学服装设计？回答是：你得服从分配，干不了就退学！当时，作为一个从市郊小镇上出来的穷学生，如果失去了能上大专的机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我认认真真地读完了这个专业后，于1963年又服从分配到天马电影制片厂美术办公室绘景组工作。 　　谁都知道电影厂里有大明星、大导演、大摄影，还有美工师、录音师、剪接师、化妆师等，但有谁能知道，电影厂里还有绘景这一行当？连我也是在进入这个行当后，才算真正弄明白了绘景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它的职能是在摄影棚四壁的天幕上喷云彩绘后景，让搭在摄影棚内的布景得以延伸，以假乱真。这是体力活又是智力活。说它是体力活是因为喷云彩时要爬上架在两座人字梯上的跳板，用喷枪在天幕上逐层喷绘。绘制景物时，也是站在人字梯搁起的跳板上用扫帚似的排笔奋力绘出。在此过程中，人字梯和跳板要不断移动，绘景人不断爬上爬下，凌空站在狭长的跳板上作业又无任何安全保障，会有一定的危险，绘景人在工作时得小心谨慎不算，一堂景喷绘下来，绘景人的鼻孔、嘴巴、耳朵、头发根里全是各种颜料，人往往会累倒在地要躺好一会儿。当时，对他们唯一的“照顾”是发工作服和口粮定位每月34斤，属“轻体力劳动”那档。这也证明了这确实是个体力活。说它是智力活是因为世上还没有哪一位画家曾画过那么大的画，其效果极难掌握，排笔扫下去后要改也难。绘景人不但要有绘画的功底，而且又要掌握适合作为电影中规定的后景的专业本领。效果出不来，只要美工师不满意就得重来。美工师满意了导演不满意更要重来。绘景人只得小心翼翼，夹紧尾巴做人，在电影厂内纯属“小三子”，毫无地位可言，你干得再好，干成了这行中的“状元”“大师”，也评不到高级职称。有一次，我回初中母校去参加校庆活动，大家见我来自电影厂，都热情地来问这问那，当知道我是画布景的，有人就露出怪怪的眼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眼光我还未忘…… 　　天马厂绘景组当时有二老二中一青五位人员，担当着一年约十部影片的绘景任务，每人年均两部。当时拍电影在摄影棚搭内景的较多，任务是够繁重的。所以，我们绘景班分配来了四位同学。绘景组长徐云龙原是我们绘景班的专业老师，对我们四人的情况很熟悉，承蒙他的关照，让年轻力壮的彭文龙老师带我。彭老师学徒出身，全靠自己在电影厂内跌打滚爬学会了绘景，他知道我的身体情况后一直很照顾我，最累的活都由他干，我永远记着他的友谊和真情，我们亲如兄弟的友情一直保持至今。彭老师是当时五位老师中如今唯一的幸存者，其他四位都已先后离世：张瑞庆、徐云龙和何叔年三位老师死于文革期间，他们不是“反动权威”，也无任何历史问题，不是斗死的，而都是得绝症身亡的。瑞庆老师刚过60，退休后没享上几年福。徐老师还不到60，死在绘景组长的任上。叔年老师只活过40岁。后来，庄继光老师也得了肺癌，有幸手术成功，总算多活了几年后再走的。其间，彭文龙老师也得了一种怪病，差点送命。现代科学证明，当时喷天色和云彩的材料中含有不少致癌物质，长期与这类物质打交道并吸入体内，发生癌变是早晚的事。对于绘景人来说，最为让人唏嘘的是致命的危险常向他们逼来却又从未发觉！ 　　逝去的那些人都曾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张瑞庆是老电影人了，解放前就干这一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电影厂从学徒干起，已干了近四十年，从无声片绘到有声片，从黑白片绘到彩色片，全靠自己的摸索。他五短身材，理个平头，显得还很壮实，就是有点耳背，跟他说话要大声，他说话声音也很大。在摄影棚绘景时爬上爬下，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累得呼哧呼哧地直喘粗?庖泊用凰倒?一句怨言。但他常挺身而出，为我们年轻人讲话，与我们几个刚分配进绘景组的年轻人相处得极好，我还应邀去他家吃过饭。徐云龙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为我们绘景班上过两年专业课，我们都是他一手教出来的，也是由他挑到他任组长的绘景组的。徐老师也是老电影人，自学成才，画得一手好速写，连上海戏剧学院都请他去上过课。在电影厂中，他的绘景水平公认为一流，重点片的后景大多指定由他来画。他身体极棒，擅长太极推手，与他较量的人，往往被他轻轻一推，不是被掀翻在地也要倒退好几步才能收住脚。他洁身自好，从不吸烟，却也会得癌症突然倒下，令大家都目瞪口呆。何叔年是位聋哑人，在聋哑学校学的美术。他是一位极其和善的人，也很聪明，常能用一个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