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德伦.docVIP

我的父亲李德伦 　　“光阴如同音乐从指间淙淙流过。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而音乐回报给他的，除了快乐和荣誉，还有痛苦和遗憾。他那双宽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准确地把握着旋律，却常常无法掌握自己和音乐的命运。然而只要举起那根纤细的指挥棒，音乐之外的一切喧嚣便归于寂静。” 　　我的父亲李德伦永远长眠在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那片绿色的草地下，这段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在他的指挥艺术正要向巅峰发展时，他却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颠簸，时而被抛向天空，时而被掀入深渊。又有人说他生就逢时，他出生在20世纪初，故于21世纪初，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需要他的时候，他投身于革命，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年月里，他为了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奉献出了他的全部。 　　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老百姓都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到我家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鲜花摆满了父亲那简陋的三居室，从屋里到院里，一直摆到了大街上。从北京到外省市直至国外，有很多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家都在为他举办追思音乐会，这一切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我在他的身边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恰恰是中国音乐界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革的半个世纪。我亲眼目睹了父亲为了这个发展和变革所付出的艰辛。 　　我的父亲是一位乐观豁达的人，许多热爱音乐的人都被他那强烈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们都曾对我说过同样一句话：与我父亲的交往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我父亲是他们终生难忘的良师和益友。 　　在父亲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住在协和医院特需病房的阳光厅里，陪伴在他的身旁，父亲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这个世界的爱，对音乐的爱和对亲人的爱。他虽然是一位著名的指挥家，但是他永远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所有热爱音乐的人们的心中。 　　父亲的大提琴 　　说起父亲的大提琴，那可算得上是一件古董了。这把琴，法国造，淡黄色的琴板透着古朴的光泽。它非常有张力，当你用力拉的时候，它会给你同样的回应，发出浑厚响亮的声音。这把琴原来的主人是一位犹太裔大提琴家罗曼#8226;杜克生(R.Duckson)，他原来是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首席大提琴手，二战时期来到了中国上海。20世纪40年代父亲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专（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拜杜克生先生为师，成为了他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战后杜克生先生离开上海去了美国，临走时父亲花了10块现大洋从他手中买下了这把琴。 　　1946年，父亲带着这把大提琴和欧阳山尊先生募集的一批乐器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安排父亲到刚刚建立的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当教员。从那时起，父亲从木管、铜管到弦乐一个人一个人地教，其中许多乐器父亲也没学过，不会演奏，他就边看书、边学、边教，可以说当时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演奏员多半都是他的学生。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带着这把大提琴从延安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到晋察冀边区，最后从石家庄步行北上，直到1949年随党中央进了北京城。进城前夕，父亲和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同志们就住在清华大学里，那时乐团在清华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他们演奏了贺绿汀的管弦乐曲《森吉德玛》和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这些清华学子眼中的“土八路”所举办的音乐会震惊了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国民党都没有个像样的管弦乐团，没想到从山沟里来的共产党竟然有这样的管弦乐团。 　　解放后父亲忙于指挥工作，这把大提琴就一直放在家里的柜顶上。我从小就学钢琴，可是我对柜顶上的大提琴充满了好奇心。小学快毕业时，父亲问我毕业后有何打算，我向父亲提出了要学大提琴的想法，父亲问我为什么要改学大提琴，我对父亲说：“我太喜欢乐队了，我希望能够做一名乐队演奏员。”父亲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在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父亲郑重地把这把历尽沧桑的大提琴送给了我。1961年9月1日，在学校开学时，父亲拿着这把大提琴亲自把我送到了学校。学校的老师们见到这把琴，都对父亲提出，把这么贵重的琴给孩子是不是太早了，父亲说：只要孩子能好好学习，送什么都值得。从此这把大提琴成为了我家珍贵的传家宝。 　　这把琴伴随我完成了学业，又到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演了10年样板戏，后又伴随我一同调入了中国歌剧舞剧院。 　　90年代初，我丈夫被派往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工作，我也带着心爱的大提琴远赴欧洲。那时的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很少，我经常被一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愚昧无知所困扰。记得有一次我和大使夫人去出席一个希腊人举办的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活动一开始，主办人就拿出了各色各样的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这位所谓的汉学家让在场的人们传看这些小脚鞋，并津津有味地介绍，我和大使夫人坐立不安，感到非常尴尬。又有一次，在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