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背景下对大理双廊白族村族群认同田野调查.docVIP

旅游背景下对大理双廊白族村族群认同田野调查 　　作者简介：杨家娣（1978-），女，汉族，云南临沧人，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旅游与休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陈修岭（1975-），男，汉族，山东郓城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张颖（1985-），女，汉族，山东滨州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学。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2YJCZH018）支持。 【摘要】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族群认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文章从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四个方面对旅游背景下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现状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四次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旅游业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进而促进族群认同感强化的同时，亦因族群内部贫富差距的加剧而导致成员间凝聚力下降。同时，旅游业卷入程度对族群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旅游业卷入程度较高的成员对族群的认同度普遍高于未参与旅游业的成员。要想培养族群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增强族群认同感，需要当地政府“扶贫帮困”，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探索出一条让大多数原住民受益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关键词】旅游；族群认同；田野调查；大理双廊村 一、概念简述 “族群”一词来源于英文“ethnic group”，指“同一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 [1]，在文献中有时还等同于“ethnos”或“ethnie”，即文化性民族。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族群关系研究的发展，“ethnic group”一词开始出现于民族研究中， 用来称谓具有共同族源的群体，侧重群体成员在文化及血缘上的共同性。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日渐深入，该词通过港台学者的著作被大陆学者引用，并逐渐出现于相关研究文献中。现有研究中，“族群”通常用来指“具有共同血缘及文化性质的群体，注重群体成员在文化上的共同性”[2]。因此，“族群”通常用来指称少数民族，本研究中的“族群”即用来表述居住于大理双廊村的白族群体。 认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族群认同”是社会认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定义。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费孝通先生把族群认同的发生称之为“人己之别”形成过程；梁启超先生则将其视为“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Phinney认为，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复杂结构，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还包括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等[4]。Carla等则认为，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族群身份的承认[5]。族群是人类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的最典型的分类系统，综上所述，族群认同的内容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个体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四个方面。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族群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体系中，族群间频繁和深入的互动促使族群认同需要愈来愈强烈，族群认同成为社会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争相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孙九霞对不同类型旅游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环境和开发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此基础上，她将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类，在低强度、深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如云南迪庆州的雨崩村；第二类，在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得到了强化，如云南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园；第三类，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 在该类型社区中， 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6]。 对族群认同变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以某一民族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分析了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变化情况。如：赵红梅以丽江白沙乡为田野点，通过考察族群的节日、音乐、宗教等文化要素，分析了旅游情境下纳西文化的内外部展演方式，同时审视在“主-客”互动关系类型下旅游民族的形成与旅游人群的诉求，进而阐述了文化差异、“舞台真实”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内在影响[7]。刘青梅对安顺地区屯堡人、苗族及土著民族聚居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旅游开发背景下屯堡人族群认同的传递与转变过程[8]。 此外，部分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详细分析了旅游业开发对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如：通过对安顺屯堡社区实地调查，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