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马士弘访谈录(下).doc

百岁老人马士弘访谈录(下) 　　张建安：马老，您好。上次您谈到1949年率部起义，请您继续谈谈当时的情形。 马士弘：成都解放前，我是国民党罗广文兵团下属一?八军二四一师代师长。军长李维勋想把兵再往西带，我和其余两个师长都反对，部队再拖就垮了，没有人还想继续打仗。我的兵大多是四川兵，打日军都很凶，但打中国人，不行！1949年12月25日，我率部跟随罗广文兵团起义。 1950年1月1日，罗广文特别任命我为联络官，代表兵团去成都的解放军司令部向贺龙司令员报到。贺龙在会议室开会，里面人很多，我忽然看见这些人里就有我五弟马识途，他已成为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马识途也看到了我，惊喜地和我打招呼。自1941年忠县一别已有8年，我们兄弟就这样意外重逢了。他带我和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见面。我简要地陈述来意。第二天，我随同罗广文来到司令部，贺龙接见了他。中午，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设宴，马识途作陪，招待罗广文和我。周士第委任我为解放军十八兵团设在成都的联络处长，专对罗兵团联络事宜。第三天，30多名解放军参谋人员到安德接收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我仍为二四一师师长。按照规定给离开部队的起义人员发放遣散费，这项遣散费应由解放军于整编时发放，但罗广文请示贺龙，说有一笔钱可以作为遣散费。因为起义前蒋介石为鼓励罗广文兵团作战，发给黄金1000两，我们三个师长反对西逃，这1000两黄金就没有动用。起义后，罗广文建议这笔钱作为遣散费，得到贺龙的批准。 1950年1月4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周士第兼任市长。1月15日，成都市商会实行军事管制。周士第从马识途那里知道我在大学是学经济的，在成都供职和生活时间较长，认识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于是调我到成都军管会工商处，担任商会军代表助理。军代表由工商处副处长金力声兼任。同时还派来一位姓姜的助理员，我们一同搬到商会办公。我从此脱下战袍，和商人打交道。 张建安：为什么要对商会实行军事管制？ 马士弘：当时的成都市场出现了混乱局面，旧商会根本无法控制，很多商店、工厂都关门了。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对市商会实行军事管制，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到军管会接受任务时，周士第市长指示：目前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商店开门，工厂开工，保障供给，稳定物价；二是做好税收工作，争取提供市财政全部预算的百分之八十。金力声说：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我问他：如何开展工作？他说：深入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走群众路线。 张建安：他只是给了您一个方向，具体工作都需要自己想办法。压力一定很大吧？ 马士弘：是啊。回到商会后，我彻夜难眠，感到压力太大，私下去请教马识途。他当时刚被任命为成都市委组织部长，他鼓励我说：“不要怕，有党的领导和支持，大胆地按政策办事，多请示，多汇报。”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让我发挥才能的难得的好机遇，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做出成绩。 我用3天时间深入调查，找到我认识的几位工商界知名人士，包括商会会长和抗战时西迁四川的工厂厂长、经理，举行座谈。又深入到重点行业，访问了几位理事长，基本了解清楚当时成都市工商业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和化解工商业者的疑虑。 针对这些问题，我结合一些工商界人士提出的意见，拟出对策和解决办法：对于征税问题，虽然财政需款心急，仍应以“养鸡生蛋，培养税源”为宗旨，源远流长比较好。如何解决急需？我建议先向人民银行在代管各私营银行存款中借用，共60亿元（旧币，下同），到开征一季度营业税、所得税时补还。 我这个方案经军代表金力声同意后，报市委、市政府和军管会会同审核，批复照办。由军管办印制宣传小册，发给各同业公会；同时分别请市委、市政府、军管会领导前来，做各有侧重的报告，各行业理事和工商代表聆听后回去传达，做到家喻户晓。这样处理以后，工商界人士疑虑顿消，收到预期效果。我们还配合职能部门采取措施，如加强城乡治安管理，使农民放心运农产品进城；取缔黑市交易，打击投机倒把；2月1日起禁止银元流通；市总工会对工人进行教育，遵守劳动纪律，改善劳资关系，搞好生产和营业。到3月底，整个成都市的工厂、商场大批开工、开门了，生产逐渐走上正轨。 张建安：这样快就走上正轨，以后的工作应该会更顺利。 马士弘：是的。前面的工作做好后，我得到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4月初开始筹组工商联筹委会，21日新的成都工商联筹委会成立，我被选为秘书长。为配合行政需要，市委又任命我为市工商局行政管理科科长并享受中灶待遇。我一身兼三职，白天在工商联，傍晚回工商局处理科内公事，批阅文件，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日。虽忙碌辛苦，但我感到很充实愉快，愿意多做事。 张建安：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了多久？ 马士弘：从我担任助理军代表，到后来任工商联筹委会秘书长，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