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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聚类研究 　　摘要：以安徽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5个方面反映安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的22个重要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相关指标的权重，构建综合评价指数模型。通过对原始数据的采集处理，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最终将安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划分为5类，分别进行客观评价，并对安徽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层次分析法； 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3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在户籍、劳动用工、社会福利、住房、教育以及土地使用等方面制定的政策或制度差异明显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分割的局面，导致城乡隔离，城乡贫富差距扩大，农民收入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安徽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农业大省，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打破城乡相互分割的壁垒，缩小城乡差距，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是安徽建设中部经济强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而对安徽省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进行科学的评估分析则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由于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各因素本身又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一般不能用传统的“二值”逻辑即“是”与“非”来判断，必然要借助于数理统计方法加以解决。聚类分析是数理统计领域研究“物以类聚”的一种多元综合分析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先将n个地点看成自成一类的样本，并定义样品间、类与类间的距离，进而选择距离最小的一对合成一新类，以后计算新类与其他类之间的距离，再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这样，每合并一次都缩小一类，直至所有的样品都成为一类为止，最后根据各类之间的亲疏关系，画出一张完整的分类谱系图。 为了避免对安徽省各地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定位分类之间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 本文运用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以安徽省17个地级市作为评价单元，选取5个方面反映安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的22个重要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相关指标的权重，构建综合评价指数模型。通过对2010年原始数据的采集处理，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聚类分析法，对2010年安徽省17个地市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针对17个市自身的水平和区位特点，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安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文献回顾 城乡一体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充分评价研究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使城乡的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诸要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合理流动和配置[1]，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使城乡在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生活水平及生态环境等方面广泛融合，形成“相互依托，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共同发展”的城乡关系，把城市和乡村建设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最终实现城乡的全面融合、协调发展[2]。 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始于城市的产生。国外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探索脱胎于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批判。16世纪托马斯“乌托邦”，提出没有固定农业人口的社会方案。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组织“法郎吉”，希望建立没有工农差别，没有城乡差别的社会[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农工结合、消灭城乡对立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城乡必然经历三个阶段：起初，城市诞生于乡村，乡村在整个人类社会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业革命后，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经济逐渐占据人类社会的主体地位，城市与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愈加明显，城乡分割、城乡对立等现象也逐渐显露出来；最后，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依存度大大加强，城市与乡村之间逐步走向融合，城市与乡村通过协调合作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三个阶段的论断为城乡一体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英国城市学家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论，倡导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20世前期，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和亨利“广亩城”，提出了城乡差距较小的城乡区域均质体，表达了城市小型化、分散化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日本学者岸根卓郎从精神需求和生态环境视角，主张发挥农业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功能、社会公益功能和生态功能，提出在农业和工业协作分工基础之上的城乡融合社会系统。McGee从区域发展视角，研究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城乡结合部的发展问题[4]。Epstein从城乡关系视角，探讨了城乡通过建立经济伙伴关系[5]，消除城乡差异。 我国学术界对城乡一体化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