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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应用探究 　　[摘要]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形态纳入分析范畴，为各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人文地理领域的应用也日渐增多。本文在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类归纳评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不同分支研究领域的应用主题和方式，并就研究的深度、广度、影响力进行国内外对比。研究表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一致看待及其通过转译过程解析网络关系的研究模式，除强化了经济地理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之外，也为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地方发展、政策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引入该理论的人文地理研究引用频次高，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目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的直接套用，极少涉及分析框架改进和理论思考，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研究仍有差距。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 人文地理 述评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4）-4-340-2 1引言 伴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北美人文地理学以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尺度转向（Scalar Turn）为特征的第三次重大理论转向，人的主体性日渐受到新兴研究的重视。空间不再是一个工具性的容器，而被视为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Masseyet al， 1999）。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结构”（Structure）与“作用因子”（Agency）的结合，认为只有将特定社会形态下资本与权力的运作轨迹以及社会过程中各利益团体的行为动机相结合，才能全面地解析空间形态变迁的机制（石崧等， 2005）。 人文地理学对人本主义的重视催生了质性研究的发展。质性研究认为社会现象是动态和多元化的，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要求“自下而上”地去看社会，从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角度提出对于问题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分析和理解，尤其强调在原始数据基础上的理论建构（Denkin etal， 2000； 文军等， 2010）。除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并构建各类研究专属的模型外，质性研究还积极借鉴其他科学领域的理论来架构研究模型，从而实现对物质或社会空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具体而微”和“互动深描”全方位的解读与诠释（冯健等， 2011）。其中最常用的理论之一即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形态纳入分析范畴，为各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网络、地理信息系统、通讯交通、管理学、发展策略等学科领域。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方法从微观角度讨论物质空间如何形成与变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在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归纳述评近期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各分支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和对该方法的反思，并对比分析国内外研究的差距。 2行动者网络理论概述 行动者网络理论最早由M. Callon、J. Law 及B. Latour 等人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提出，属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这一理论在哲学意义上消解了传统的主体与客体、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法，将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相结合，构建了科学实践研究的总体思路，为揭示知识和社会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行动者网络理论以3 个概念为核心，即行动者、异质性网络和转译。行动者既可以指人类、也可以指非人类的存在和力量；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而非中介者，不同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是异质的；网络稳定性取决于各行动者利益的不断转译，网络内部也可因异议而出现偏离网络的力量。转译过程是行动者网络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4 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指核心行动者通过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使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从而结成网络联盟，同时使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强制通行点”；“利益赋予”通过各种装置和策略强化问题呈现环节中对行动者的角色的界定，其结果是行动者被“征召”而成为联盟成员；“动员”即建议者上升为整个网络联盟的代言人，并对其他联盟者行使权力，以维护网络的稳定运行，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异议需要克服。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的行动者通过转译过程的展开，互相嵌入、共同建构或演进成一个异质性网络，并通过不断互相解释，界定各自在网络中的角色，将来自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一切因素纳入到统一的解释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是通过关注行动者和网络之间的并置和相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