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综述：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的双重困境.doc

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的双重困境 一、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的困境 2008年2月，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底，全球半数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与工业化一直被视为驱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轮。在历经两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全球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村，标志着全球城市时代的来临。在此背景下，探讨城市问题更具意义。如今，城市问题日趋复杂化、多样化、普遍化，如何长效的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土地资源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从旧城改造到新城扩建，这一切与土地密不可分。早在300多年前，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就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如今，土地不仅是城市地域扩张的载体，更是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备受关注。 在我国，城市土地利用问题比较严重。在“招、拍、挂”机制推行后，土地变相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随之引发的土地闲置浪费、动拆迁等问题，日趋严重，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目前，城市土地开发与利用主要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失地问题。据预测，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2000年～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甚至超过1亿人，将有一半以上的农民既失地又失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二是，土地资源的配置利用问题。在城市不断扩张的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据最近国家土地管理局对部分城市用地情况调查表明，城市土地4%一5%处于闲置状态，40%左右被低效利用。若按低效利用相当于1/4闲置土地推算，空闲地将占城市用地15%。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将现有资源充分利用，是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本文研究综述，聚焦这两大问题，国外不同学者对相关问题从失地群体的生计、政策机制、产权交易、可持续利用等不同方面进行研究，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启示。 二、国外学者不同视角的研究 （一）关于农民失地的制度的研究 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市场化发育的要求，形成土地市场发育的制度性障碍。如目前的土地征用制度中，征地成本过低。投资者自然偏向于以较低的征地补偿费用取得土地，但是，以较低水平的征地赔偿费取得土地并不一定导致高层次和最佳用途的土地利用，反而可能造成土地利用的低效率，从而带来社会成本。 不仅如此，我国的征地补偿制度实施的是相当补偿原则，强制性体现较多而市场化明显不足。国外许多学者研究中，认为资本主义深入传统农业部门，从而排挤出劳动力。失地农民和其他失业者都在基哈诺所说的“边缘极”中谋求生存之路。Baron、James N.和 William T.Bielby认为随着“边缘化”的出现，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得更加不稳定，具有更多的异质性，同时也增加了矛盾，从而使整个制度中各个层次(垄断、竞争和“边缘化”)之间的失衡更为严重。与之相关的理论有沃勒斯坦理论与吉登斯社会排斥理论。 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以来，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了世纪性经济体系，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三部分构成的整体。农村与郊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被边缘化的过程，以农民的低收入用于支付城市的高消费，如取暖费、物业费，在农民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极易引起生活水平的下降，所以说失地农民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民利益受损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收入下降的过程，该理论为研究部分失地农民贫困化提供了理论解释。 在吉登斯社会排斥理论中，相对于富人的“自愿性排斥”而言，他认为对穷人的“非自愿性排斥”更应该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政策的干预;并提出社会排斥呈马太效应特征，即对社会下层来说，在经济上被排斥也意味着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会产生连带排斥反应，这就意味着受排斥者将进入恶性循环中。即由于“非自愿性排斥”层人员的素质低下，技能落后，如果缺乏必要的干预机制，将使这种排斥不断再生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必须通过外部的干预机制打破这种循环，赋予下层人员再生的技能。因此，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研究，即使提供可持续性的生活极其重要。 （二）失地农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的理论研究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而且土地问题往往涉及巨额经济利益。土地的这种利益关系使之成为更具对抗性和持久性的争议。从这种意义上讲，失地农民问题成了“三农”问题中最严峻的难题，是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失地农民问题应更多关注在于权益保护等方面，注重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规划。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征占与管理制度不合法，没有将农民在土地上生存保障权利考虑进去，把土地作为单纯生产功能、可交易资产来考虑。在此思维基础上建立起来制度，也当然没有包括土地对农民社会保障功能，乃至国内现在很多相关法律，也是在纯粹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这样一个错误前提下形成。针对可持续生计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