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_Christmas_Memory (中文版).docx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杜鲁门·卡坡蒂想象一下十一月底的一个早晨。二十多年前冬天来临的一个早晨。设想边远小镇上一座四散延伸的老房子里的厨房。黑色的大火炉是这个厨房的一大标志，但厨房里还有张大圆桌，壁炉前放着两把摇椅。今天壁炉发出季节到来的呼叫。　　一个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妇人站在厨房的窗前。网球鞋，夏天穿的印花布裙外罩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她个头很小，精神饱满，像只矮脚母鸡；但由于小时候的一场病，她的肩膀有点佝偻，怪可怜的。她的脸很独特——和林肯的脸不无相像，一样因风吹日晒而略显粗糙，但很精致，骨肉停匀；眼睛像雪利酒一样的色泽，怯生生的。“哦，老天，”她大声说，呵出来的气烟雾般弥漫在窗玻璃上，“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她对谁说话呢？我。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多了。我们是表亲，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住在一起。房子里住着别的人，就是一些亲戚。他们有权对我们发号施令，还常常把我们弄哭，但大体上我们俩不太在意他们。我们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死了，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呢。她现在也还是个孩子。　　“我没起床就知道，”她从窗边转过来，眼中闪动着兴奋，意味深长。“教堂的铃声又冷冽又清楚。鸟儿也不唱了，它们都飞到暖和的地方去了。肯定是的。哎，巴迪，别吃饼干了，去推我们的小推车。帮我把帽子找出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一直都是这样：十一月一个早晨到来，我的朋友仿佛代表官方，宣布这年圣诞季的到来。对节日的想象使她精神振奋，心中的火焰因为圣诞季来了而燃烧：“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去推我们的小推车。帮我把帽子找出来。”　　帽子找到了，一顶宽边草帽，装饰着天鹅绒做的玫瑰，因为在户外带而褪色了：它以前属于一个满时髦的亲戚。我们一起推那辆小推车，一辆破旧的婴儿车。我们把它推出花园，推进山核桃树丛。这推车是我的，就是说，我出生时人家买给我的。它由柳条编织成，不过柳条都松散了，推车的轮子摇摇晃晃像醉鬼的脚。但这辆推车可是个可靠的伙伴：春天，我们推它到树林里，装上花啊草啊羊齿植物，回来放进阳台上那些陶罐里；夏天，我们在推车里堆放野餐用具和甘蔗做的钓鱼竿，推到小溪边去；冬天它也能派上用场：从院子里装柴火拖到厨房；当奎尼的暖床：奎尼是我们养的橙色白色斑驳的小花猎犬。它得过犬热病，还被响尾蛇咬过两次，都挺过去活下来了。现在它就在推车旁边小跑着呢。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推回来堆满一车的风吹落的山核桃。捡这些山核桃可把我们累得腰酸背痛：在落满冰霜的草丛里，要找出潜藏其中的它们很不容易（大多数果实都被果园主人摇下来卖掉了，我们可不是果园主人）。咔咔嚓嚓！核桃壳敲碎发出轻轻雷击般的响声，嘎吱嘎吱听起来很欢快。象牙光泽的山核桃肉散发出甜美的香气，油滋滋的，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座小山。奎尼求我们给它点尝尝，我的朋友就时不时偷偷给它一丁点，但我们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我们可不行，巴迪。我们要是一吃，就肯定停不了。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厨房渐渐暗了下来。夜色把窗玻璃变成了一面镜子：我们在炉边火光中敲碎核桃壳时，窗玻璃上我们的影子和升起的月亮交织在一起。最后，明月高照，我们终于把最后一颗山核桃的壳丢进壁炉，都松了口气，看着它烧掉。推车空了，碗却满满的。　　我们吃了晚饭（冷饼干，火腿，黑莓酱），讨论明天的事。明天，我最喜欢的事就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姜，香草，夏威夷的罐头凤梨，橘皮，葡萄干，栗子，还有威士忌，对了，还有大量的面粉和黄油，许多鸡蛋，香料和调味料：哇，我们得找匹小马驹来把推车拉回家才行。　　但采购前，有个钱的问题。我们俩都没钱。除了家里人偶尔给点零花钱（给我们一角钱镍币他们就认为是给了笔大钱），或者我们自己干各种活儿赚钱：卖捐赠品，卖成桶采来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桃酺，采摘花束供人家葬礼或婚礼。有一次，我们中了五块钱，是全国橄榄球比赛的第七十五奖。我们俩对橄榄球可一无所知。只不过我们听说什么比赛就参加：现在，我们寄希望于给新上市咖啡取名的大赛，要是中了有五千块奖金呢（我们建议取名为 “A.M”（万福玛丽亚）；但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的朋友觉得有点亵渎神，所以改为“A.M！阿门！”）。老实说，我们唯一真正赚过钱的事业是奇趣展览，两年前在后院树荫下办的。所谓趣是幻灯，放华盛顿和纽约城市风光的幻灯片，那是一个去过这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她发现我们借来的用处后大发雷霆）；所谓奇是一只长了三只脚的鸡，我们养的一只母鸡孵出来的怪物。这附近人人都来看，我们收参观费，大人一角钱，小孩两分钱。等那富有感召力的展览物死去我们的奇趣展览馆被迫关门时，我们已经整整赚了二十块大洋。　　每年我们总能用尽各种方法，筹到这么一笔圣诞存款，作为水果蛋糕基金。我们把这些钱放进一只古旧的珠子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