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而来的纪念碑.docVIP

穿越时空而来的纪念碑 　　1953年春季的青岛崂山山脚，从南京、上海等地赶来的技术人员云集在一个叫清石峪的村庄，对着山岩上一块300多吨的花岗岩束手无策。他们用尽各种方法，终于将这块花岗岩完整剥离下来，经过两次加工整理，剩下102吨，这时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8月19日，这块巨石终于起运，靠推土机牵引，滚木托着巨石，经过4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繁忙的市区街道，40天后抵达15公里外的青岛孟庄路火车站（今青岛动车段）。由于当时火车载重的限制，巨石再被削减到94吨，装上东北电业管理局丰满发电厂的车皮，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进，10月13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火车站（今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它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 　　这座矗立在天安门广场高达37.94米的石质构建物恐怕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纪念碑的第一直觉。1949年9月30日，它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设立，那次会议还决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和首都。 　　在人类的历史上，不同的文明、民族都修建了许多纪念碑性质的建筑或构筑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了纪念碑对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例如，公元前3000年爱尔兰的通道陵墓与巨石阵就可以视为纪念碑性质的构筑物。同样，在墨西哥玛雅文化的历史中，很早也产生了纪念碑，它们更多的与宗教祭祀有关。而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世界各国都普遍建立了国家性的纪念空间，以服务于强化民族或国家记忆、满足统治合法化的需求。 　　该怎么理解“纪念碑”这种东西，不同的文化的确能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我们今天聊起纪念碑更像是一种舶来品。在西方语境的建筑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纪念碑尺度（monumental scale）”，相对于“人类尺度（human scale）”，指的是用超出人类生理需要的巨大尺度来处理建筑物的外形和空间，例如哥特式教堂七八层楼高的大厅。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中，纪念碑是一种巨大高耸的建筑物，用不寻常的尺度来对人们产生心理压迫，让他们觉得自己渺小，心生敬畏。这种对于纪念碑的定义更像是起源于古埃及一类醉心于神权统治的文明，例如金字塔、方尖碑、卡纳克神庙等。直到文艺复兴后，西方的文化艺术以及整个社会都走出神权的阴影，开始回归人间，一些纪念伟人的纪念碑和青铜像出现了。后来资本主义萌芽，更先进的思想和政治体制代替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威权政治，于是纪念碑的主题开始转向纪念历史事件，这便是我们现在的“纪念碑”一词的由来。 　　反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纪念碑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往上追溯四千年，夏禹划天下为九州，取九州之金（也就是铜）铸九鼎。后来春秋时楚国兴起，楚子（庄王）陈兵于雒（洛阳，也就是周室的皇城），似要逼宫。周室遣王孙满去劳军顺便刺探虚实，庄王也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问起那九之鼎大小重量几何？王孙满毫不客气地说：在德不在鼎。夏禹铸九鼎，因为有德。夏桀失德，鼎就给了商汤。后来商纣又失德了，所以鼎就归了我周室。如今我周室虽然干得不那么好，有那么点衰败的样子，但试问楚有那个德吗？你问得起吗？这也就是“问鼎”这个典故的由来。鼎，也就是权力的纪念碑，也许当时未必是为了纪念什么，倒更像是炫耀那种来自武力的权力。 　　但人们始终有对纪念的需求。中国古人们一般作碑记，一两米高的石碑，写上事情经过或者人物传记，传之后人，我们后人可以拿着油墨去拓一下，既知道了事情，还能顺带着欣赏一下书法，以现在的观点，它们也可视作纪念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已经使用了刻石记事的方法，金石考古学家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这样概括：“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屡申刻石之禁，至南朝而不改，隋唐承北朝之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记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刻石文字几遍全国矣。”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刻石真迹，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春秋时期的石鼓，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这些石鼓都可以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纪念碑。而中国古代纪念碑的全盛时期是唐代，从唐碑的巨大形体和精美浮雕可以想见大唐帝国的辉煌。 　　提到“碑记”就不得不提“青史”，那是帝王将相的专利。中国人对于修史的热情远高于作碑记，无非因为书写的历史比起那些高大的纪念碑来说更直观详细，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用来篡改。但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古代和近现代，读书识字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所以青史也成了极少数人才能知道的东西。到了现代，虽然大家都识文断字了，但大多数人还是没耐心去了解一下历史书上到底写了什么，作为纪念物的“青史”被束之高阁，而“纪念碑”却始终高耸在现实世界中，给所有看到它的人造成相应的心理冲击。从这个层面上看来，纪念碑是一种更高明的存在，因为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公共性。 　　的确，纪念碑是人类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通常，它是碑体建筑、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