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_87167.doc

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 [标签:来源] 一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托尔斯泰研究专家，我所使用的材料只局限于中文资料，我愿意和大家交流我读托尔斯泰作品的想法，这种想法不一定正确，也可能存在知识和材料上的错误。我的目的是要通过谈论托尔斯泰和他的《战争与和平》，使我们一起有兴趣重新理解一种历史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是局限于俄罗斯的，也是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组成部分。 　　我们先谈这样一个话题：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的托尔斯泰。我要谈的是一种尚未得到真正解释的阅读经验。 　　从阅读经验角度来看，当我说托尔斯泰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估计表示异议的朋友不会太多。我们不要以为五、六十年代的阅读空间就是《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各种各样的宣传品。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不构成那时期中国文化的全部。有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容易遗忘。第一，那个时代的阅读视野里有重新阐释了的古籍经典；第二，就是翻译作品。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古籍经典和翻译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效的组成部分。它们肯定需要经由中国现代的阐释、中国现代的接受。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检查，那些非现代的、非中国的作品被现代中国人持续地阅读，一代又一代，从中获得精神滋养，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托尔斯泰。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提到欧洲某个作家时说，由于翻译，俄罗斯人充分吸收了这个作家，所以他有俄罗斯国籍，托尔斯泰也是有中国国籍的，影响了漫长的时代，中国对托尔斯泰的兴趣从二十年代开始，它翻译的高潮到八十年代，没有中断过。 　　当然，大而言之，俄罗斯文学似乎与现代中国文化有较强的亲和性。1990年代初《读书》上有文章引用勃洛克的诗句，“为什么我们同受煎熬”，来感叹中国人和俄罗斯的共同命运。但是，如果细分一下，也不是说所有的俄罗斯作家作品都在中国文化中享受同样的地位。就拿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比较，我们和前者更亲近一点，后者离我们比较远——这种感觉鲁迅也有，一面感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一面想“废书不看”，对他敬而不爱。在我看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性观并不太能被以前的中国人所分享。后来情形有点反过来了。大约是在1985年左右，那时候中国文学界开始闹“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通过西方人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诸多祖宗里有一个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大学里也开始流行阅读他的作品，后来巴赫金理论传到中国，他的复调诗学理论让很多人着迷，我本人也是从1985年开始热衷于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相形之下，托尔斯泰似乎离我们远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托尔斯泰，也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不太听说有人在阅读俄罗斯。大概这些都已经离大家非常遥远了吧。与此同时，我们其实也离中国现代文化非常遥远了。刚才提到《读书》上的那篇文章，是介绍伯林的著作《俄国思想家》的，那文章在感叹中国以前与俄罗斯同命运的同时，也在批评中国人和俄国人的盲目，而强调要用伯林的自由观来清醒地审视这一切。这不是中国人以前感受俄罗斯的方式。但这种方式1990年代初很流行，知识界忙于用伯林的自由观来审视一切，包括审视中国现代文化。 　　我们现在与中国现代文化中断了紧密的联系，也告别了俄罗斯，告别了托尔斯泰。1990年代初，来自知识界的“告别”词很多啊。当然我不是说知识界要为我们告别它们承担责任。这肯定不是知识界的作用。知识界只为这种中断说了一通道理，将它合理化了。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包含着俄罗斯、包含着托尔斯泰的中国现代文化成为历史了。 　　这到底是预示着危机，还是显示出新的希望？当我们中断了与它们的血肉关系之后，我们如何重新铸造自己的精神传统？或者说，我们的精神传统里还有没有俄罗斯、托尔斯泰的位置？这些问题只能作为问题存在着。而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托尔斯泰，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之中的？ 　　但是，在我看来，要回答这个应该回答的问题，也是困难的。托尔斯泰构成中国现代重要的阅读经验，这是肯定的，但如果阐明这种经验，却并不容易。好像这种阅读经验是隐秘的，尚未被知识化的，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一般而言，我们要理解历史上人们如何接受一个作家，应该去阅读那些历史材料，那些阐释这个作家的文字材料。但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充分。阐释作家的文字材料，在我看来，也不能有效说明阅读经验。相反，这些阐释性的材料也有待我们重新阐释。 　　托尔斯泰和中国最直接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06年，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辜鸿铭把他的一本书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一封比较长的回信。托尔斯泰临死之前很严肃地说，我一辈子写的书都可以不看，都没什么价值，惟有我给中国人写的一封信非常重要。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历史上，没有任何位置可以留给他这封信的。这是大话。据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