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临艺术精神的当下意义.docVIP

黄佐临艺术精神的当下意义 　　黄佐临是中国话剧史上响当当的、至今依然不断被提起的名字。作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之一，黄佐临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话剧事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倡导的“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终生献身于话剧事业的真诚艺术家”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话剧工作者。2016年是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导演黄佐临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日，由中国剧协、市文广局、市文联指导，SMG（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主办，上海剧协、文广演艺集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承办，上海戏剧杂志社、上海采?L杂志社协办的“上海市戏剧家协会成立60周年重要研讨系列――黄佐临艺术创新精神继承与发展”主题研讨会在上海文艺会堂隆重举行。国内众多戏剧界专家、艺术家、艺术工作者出席此次研讨会。会上，部分嘉宾和黄佐临先生家属黄海芹作了主题发言，回忆佐临先生的生活点滴、为人处事，探讨如何深入理解他的戏剧观，如何更好地继承、弘扬佐临先生的艺术创新精神。 　　黄佐临――舞台上一个站着的人 　　黄海芹（黄佐临女儿）：我很幸运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头，我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培养是非常民主、非常自由的，没有任何限制，让我们根据自己的个性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他们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包容。我们一共是五个兄弟姐妹，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父亲对我们五个人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父亲和我妈妈都是很真实的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够受到大家很真心的爱戴，这是很不容易的。我爸爸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还出了三件“怪事”：第一，他没有在群众运动中挨过一次打，大家很敬爱他；第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只能得15元的生活费，人家都不够花，可是他却省出了一百元，人家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担心我那些孩子们。当时不能够通信息，作为他孩子的一员，我心里一直是非常感动的；第三，他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出来，听说上海人艺排了《第二个春天》，他自己买了票去看，看了还写了好几条意见交上去，于是他在家里受到了我们几个儿女的“批斗”：你现在不是权威了，还提什么意见？但他不管，他就是这么执着。记得在他年纪很大时还排了《家》，从剧院走到我们家其实蛮近的，但他有的时候都走不回来，要到边上歇一歇，是路人把他送回来的。当时我们跟他说，你不是小青年了，干嘛这样拼。他常常不理我们，然后轻轻地嘀咕一句说：不工作，活着干什么？我们家里头有好几个是搞戏的，大家很好奇我们在家里面怎么谈戏的，其实我们就是很随便地谈，想到什么谈什么。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教我们怎么做人。我姐夫是搞舞美设计的，他为父亲的墓碑设计了好几种方案，其中有一种是：在舞台上一个站着的人，当时他分别拿给了我姐姐和我们几个子女看，结果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着“舞台上站着的人”说，这个最好，因为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永远站着的一个人。 　　童双春（滑稽表演艺术家）：我跟黄先生接触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黄先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4月14号这个日子，这是我们滑稽剧团合并到上海人艺的日子。合并了以后，我们滑稽戏选择的素材、表现的方方面面都比较宽广了，内容也比较深厚了，演出节目的质量、表演水平也有所提高。此外，我觉得黄先生是个伯乐。那时候我们排《梁上君子》，黄先生还特命吴媚媚当助理导演。我们知道吴媚媚老师的表演是非常好的，但是她文化知识比较浅，是小学文化程度，所以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黄先生会让吴媚媚做助导的位子，吴媚媚当时是既激动又高兴。黄先生对于我的滑稽戏创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我有一个戏《?迦嘶菩∶?》，黄先生看过后说这个是好戏，可以再放大一点，超过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成为一个大戏了。我们被并入人艺后，剧院让我们到青浦农村去劳动，到工厂去跟工人朋友拜弟兄，通过跟农民和工人接触以后，在农村、工厂里经过锻炼后，我们思想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各方面都有所提高。那时我们到工厂、农村演了不少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所以我觉得黄先生是一个伯乐，他善于发现好的本子、好的表现手法。黄先生的中国民族的概念非常强，他把我们吸收进来，心里想的是中国式的喜剧。像黄先生这样的大师真的不多见，我想，只有把我本身的工作做好，才是我们对黄先生最好的报答。 　　熊源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我跟佐临老师有两次比较亲密的接触。1962年时，佐临老师到上海戏剧学院给我们上了两天的课，就讲布莱希特，一下子洞开了我的视野。改革开放后，我到了北京，成为最早研究现代派戏剧的人之一。我觉得这跟佐临老师很有关系，他让我知道应该用多元的视角去看世界。另外一次接触是1988年，排《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那是沙叶新写的本子，请我来排。一开始沙叶新想请佐临老师给我当艺术指导，我高兴得不得了，那时佐临老师就和我们在人艺的食堂吃饭聊，后来我还到他家去聊，聊完以后他跟沙叶新说，熊源伟可以导，我就不要当艺术指导了。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