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李贽的“童心说”.docVIP

略谈李贽的“童心说” 　　摘 要： 李贽所生活的时代，政治上日渐衰落，而经济又极盛，思想文化新旧交替冲突，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社会发生巨变的前兆。李贽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学说对后世文人有巨大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章。 　　关键词： 李贽 思想史 文学史 　　一、李贽其人 　　李贽一生富有传奇色彩，颇具争议，后人对其评价不一，褒者如“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贬者有“狂悖乖谬，非圣无法”之类。李贽在《明史》本无传，只有片断之语附带于《明史》耿定向的传记中：“（耿定向）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后渐恶之，贽亦屡短定向。士大夫好禅者往往从贽游。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后北游通州，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 　　李贽1527年出生于泉州，当时家道早已中落，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中举后无法再继续努力获得进士及第的资格，早早地做了官。自1556年始，其历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到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此为其一生担任过的最高的官职。 　　李贽一生都没有真正富裕过。他当了二十几年的小官，俸禄微薄，经常靠人救济，连家人都养不起，其子女多夭折，只留下一个女儿，这种紧巴巴的日子直到他做了知府后才有所好转，又在任满后主动离职，放弃大好的前途，携全家迁往黄安。两年后，李贽只身去了安徽麻城，住维摩庵，不久，又迁移麻城阎家河镇北部的龙潭湖芝佛院。三年后，李贽剃发为僧。 　　从李贽的随笔中获得的信息来看，李贽出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摆脱俗事束缚，寻得自由。当时的李贽已是花甲之龄，他觉得一生飘零困苦，为仕二十几年，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已尽，是可以为自己选择命运的时候了。他落发后，读书著述，游学讲道，其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李贽个性放荡不羁，常评论时事政治，思想独特新颖，信徒众多，影响广泛。他习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喜爱辩论，树敌亦多。1602年，有人给皇帝上书，历数李贽惑民乱道的罪状，皇帝令锦衣卫将其捉拿问罪。 　　二、李贽的思想及其对文学史的影响 　　李贽毫无疑问是一位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对许多事物有独特的看法。虽然他总是标新立异，言辞激烈，实质上对于社会始终有着良心，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从这一点上看，李贽从未跳出儒家的圈子。 　　李贽最有名的便是他的“童心说”，有《童心说》一文，收入《焚书?卷三》。“童心说”直承王阳明“心学”一派，并吸纳了禅宗“万法近在自心”的观点，将王阳明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 　　李贽认为童心先天而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这与孟子“性本善”的理论相通，但两者不同的是，孟子强调的是道德的本体性，这种道德本身是对人的一种约束和规范，而李贽的“童心”则强调“真”，认为为事作文都应发乎真心，拒绝“假”“伪”。他将“童心”与“义理”对立，认为人后天读书习得“道理”，其“童心既障”，“童心既障”后，“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认为六经、《语》、《孟》为后学乱著，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绝非圣人之言。 　　这种以“本心”指导行动的观点与理学家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这也是李贽为主流思想界所不容的原因。理学家强调通过后天的努力接近于“真理”，将“人欲”与“天理”对立，重视道德对人的规范作用。而李贽则强调人应依“真心”“真情”办事。这会带来某种危险，若人人全以自己的“真心”作为行动的标准，人人均有“真心”，而各人“真心”不同，因而标准就不同，这样的话，社会的运转就失去了统一的原则，变得混乱。另外，让理学家们担心的是，李贽的“童心”会为随意追求个人欲望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晚明的社会氛围的确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如果这样，那么道德岂不是会沦丧？制度岂不是要毁灭？ 　　然而，事实上李贽对人的“童心”是一种高估的乐观，他的“童心”是理想化的，“自然发于性情则自然止乎礼义”。在这一点上，李贽又回到了儒家的“礼”，其实受从小所受教育的影响，李贽依然希望他的学说能够经世致用，他对于当时社会有着强烈的不满，因而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愿望。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文学的影响最广泛。《焚书?童心说》里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认为真正的好文章贵在真情流露，文体、技巧、辞藻都可以忽略。他推崇《西厢》、《水浒》，认为是至性至情的好文章，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李贽对多部文学作品做过评点，他的评点版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