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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近代中外条约研究 　　中外条约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在这一问题上深化历史认识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6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理论，均可纳入史学理论范畴。本文拟从广义视角，就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近代中外条约所涉主要问题的指导意义，作一探索性考察。 　　一、唯物史观与近代中外条约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唯物史观无疑对近代中外条约研究具有最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是社会历史所有现象的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根本因素。恩格斯说，“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页）同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中，经济因素也是分析国际关系和中外条约问题的基础，为这一研究指出了最基本的路径。 　　众所周知，战争是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西方列强强迫中国订立条约的基本原因。列宁在分析战争问题时说，“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基本问题在于这场战争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并操纵的。”而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赘鲎畲蟮淖时局饕迩抗?――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它们几十年来的全部政治就是不断地进行经济竞争，以求统治全世界，扼杀弱小民族，保证势力范围已囊括全世界的本国银行资本获得三倍和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了解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其他“流行的那种关于战争爆发原因的说法是招摇撞骗，欺人之谈”。因为“他们忘记了金融资本的历史，忘记了这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怎样酿成的历史，却把事情说成是：两个民族原来和睦相处，后来一个进攻，一个就起来自卫。”（《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81、85页）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保障它们的经济利益，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强行签订不平等条约，无不出于这一目的。 　　条约作为国际法的制度，属于法的范畴，同样不能从其本身来理解，而要从物质生活关系来分析。马克思曾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 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 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相反，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正是从这一角度，马克思分析了西方资产阶级在对华条约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每当亚洲各国的什么地方对输入商品的实际需求与设想的需求――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不相符时，急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的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正是出于这种“错觉”，“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许诺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遇到的人为障碍”，“便构成了在商界人士眼中能为对天朝帝国施加的一切暴行辩护的极好借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6页）也就是说，正是商人试图向华推销商品，促使他们支持本国政府发动战争以订立商约。 　　对资本主义国家订立的国际条约，列宁作了类似的分析，他说：“他们这样做是符合文明国家所全力维护的一切法律的”，“这就是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其“掠夺政策即大银行政策的反映”。也就是说，正是出于经济利益，西方列强不惜以暴力强订条约。而“象条约问题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却使得“一切资本家的报纸制造了大量惊人的、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条约掠夺弱小民族，“它们没有条约是不会去扼杀任何民族的”，而“要想知道这些条约的内容，用不着去翻阅专门的杂志，只要回忆一下经济史和外交史上的一些主要事实就够了”。（《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9页） 　　列宁进一步剖析了资本利润与战争和条约的关系。他指出：“不管有没有把大量资本投入租让企业，银行总归是银行，不管是在共和国还是在君主国，利润总归是利润。我们的文明的资本目前正在殖民地，在非洲和波斯设立这种美妙的银行，如果哪个野蛮国家不听这种资本的摆布，如果哪些野蛮民族不听我们文明银行的摆布，那我们就要派遣我们的军队象利亚霍夫在波斯那样，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