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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和挑战：社会变革背景下的党群关系 摘要 党群关系是政党政治中最重要的关系，对任何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良好的党群关系同党的执政地位一样，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我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的今天，基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党群关系正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也呈现出新特点。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党能否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 关键词 社会变革 社会结构 利益关系 党群关系 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化与利益关系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至深且远，其中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动。① 第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途径看，一是原有阶级、阶层的分化；二是新的社会阶层的涌现。②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地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依据政治因素进行定位的，其区别主要在政治上，至于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经济差别相对来讲不是很大；而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地位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要由经济因素来定位的，具有政治差别弱化、经济差别突显的特点。而经济因素较政治因素，对现实中的公民个体来说，更具有决定性。其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剧烈分化的结果，是原有的社会主体力量，也是我们党依靠的主体力量——工农基本群众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传统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在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也衍生出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处于城市贫困阶层的农民工。这部分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度都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这不能不对党群关系产生影响。 第二，社会群体数量增加。改革开放后，社会原有的“两阶级一阶层”的结构松动瓦解，“大群体”的现象开始弱化，代之而起的是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小、形式越来越分散且具有多样化要求的“小群体”。社会分层的细化和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我国原有的比较清晰且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边界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这使长期以来习惯使用的、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群众”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变化。 第三，社会流动加快。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就没有市场经济。同时，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也有助于增强社会结构应有的弹性，使之更具有生机和活力。对整个社会肌体而言，社会流动的普遍加快，既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也有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但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无疑增加了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减弱了原有社会管理系统的可控性。此外，因成员流动频繁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小视。 第四，中间阶层即中等收入者数量扩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调整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突出意义，就是中间阶层群体的形成和逐步壮大，这也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标志。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结构性的紧张。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该减少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小下去，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仍占到70%左右，③该增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阶层至今仅占23%。④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明显具有过渡性、自发性和半封闭性等特点，与现代社会结构的理想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⑤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上述变化，向我们党提出了新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党的阶级基础能否日益巩固、群众基础能否不断扩大。 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是一个带有本质属性的重要特征。这种调整对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利益主体多元化。改革开放后，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农业家庭承包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多种利益主体随之出现；新闻出版、文艺团体、科学院所的改革，也使一大批事业单位成为面向市场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得到前所未有的、立体式、全方位的发展，由此彻底改变了计划体制时期利益主体单一化的格局。 第二，利益实现机制多样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日益由政府行政调配转向主要由市场来调节。这对形成社会成员在收入渠道上的多样化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使我国原有的利益实现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成员获取个体利益的渠道从单一走向多元。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所奉行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也使不同利益主体在素质、潜能等方面的差异通过物质利益的分化充分地显露出来。这对我国民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心理造成猛烈的冲击。 第三，利益关系复杂化。计划体制的约束下，利益实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