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长篇小 说十年研究.docVIP

阿来长篇小说十年研究综述 摘要：阿来长篇小说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十来年的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章对众多研究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出对作家身份认同的肯定和否定两种声音，叙述资源的地域性、民族性、英雄性和宗教性以及叙述风格的宏大主题、多元视角、开放结构、边缘人物、诗化语言等多样化。同时，也指出对作家叙述身份的阐释存在着偏颇、叙述资源只看到文本表面性、叙述风格的挖掘还有待全面化。通过综述，展示成果，找出得失，以推动阿来长篇小说的研究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阿来；长篇小说；研究；综述 阿来，当代藏族作家。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1998年出版，描写了20世纪中叶川康地区一个藏族家族的兴衰史，以一个“傻子”的独特视角，透视了土司制度逐渐走向瓦解的过程。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6-2009年，70万字巨幅长篇小说《空山》系列相继出版，它包括六部小长篇(《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共三部六卷，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叙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6个故事，表现了一个村庄的秘史。2009年，《格萨尔王》作为一部民族英雄的史诗化长篇小说，被誉为阿来的“写心”之作。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格萨尔王》，阿来的长篇小说都以藏汉文化的交汇、碰撞为题材，“从较深的层次关注民族的、家族的、村庄的历史，关注被历史忽略的边缘人、普通人和弱势群体”①。阿来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独特意义在于：在关于民族、国家叙事已淡出作家们的视野时，以其坚实的创作实践和丰赡的创作实绩，让我们有了重建民族“宏大叙事”的信心。本文拟对近十年阿来长篇小说的研究作一系统梳理，总结经验，剖析问题，以推动阿来长篇小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对其创作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自1998年《尘埃落定》公开发表以来，虽然时间不算长，但研究势头强劲。粗略统计，关于阿来长篇小说的研究，有论文330余篇，其中博士、硕士学位论文30余篇，少量专著。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张炯、严家炎、邓友梅、周政保、王一川、张学昕、郜元宝、李康云等，达数十人。从研究成果来看，虽不乏一定的深广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不尽如人意，大多是一般性的评论文字，且大都局限在对《尘埃落定》的研究上，对小说的叙述资源、叙述风格等问题的挖掘得不够，以及叙述认同对作家身份的阐释也存在偏颇等等。下面分别从作家身份、叙述资源、叙述风格等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一作家身份研究 阿来的藏族血统，使作家身份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所谓身份，是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②，可分为性别身份、种族身份、民族身份、跨民族身份以及社会身份等。从文化上看，阿来是一个汉藏混血的作家，当属跨民族身份。阿来接受汉语教育，回到日常生活，又用藏语表达和交流的。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作为一个话语权的发声者，他的作家身份最易受到研究界重视。 关于阿来的身份的问题，主要有“跨族别”说、“双族别”说和 “失语的尴尬”等说。对阿来文化身份研究最早的是王一川。王一川在《跨族别写作与现代性新景观》一文中认为，阿来跨越族别之间界限寻求普遍性，有别于笃信不会有族别差异的“跨族别写作”，也不同于认定族别差异永恒而无法沟通的“族别写作”，其“跨族别写作”为“我们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从而也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③。徐建新则以“双族别”说取代“跨族别说”，指出：阿来站在长期被当做“对象”方的主题立场回应描述方，既内含汉藏文化身份和语言能力，又包括汉藏文化修养与汉藏历史眼光。④德吉草提出了“失语的尴尬”说，她认为，《尘埃落定》的艺术创造，使别具一格的藏族文化的民族品位被再一次提高，但由于作者身栖汉藏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属于“文化边缘的边缘人”，因此，或多或少带着“被他人在乎，自己已忘却的失语的尴尬”。德吉草所谓的“失语”的“语”不仅指藏民族的母语和文字，还泛指包裹在藏语符号中深厚的藏民族文化。德吉草希望阿来自始至终“背靠藏族文化这棵大树”。⑤ 有相当一部分评论者从汉藏文化交汇角度，论述阿来文化身份的积极性。如李建在《阿来边缘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一文中，认为汉藏两种文化的碰撞使阿来“一方面具有确定的藏族身份符号，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接受着来自现实生活中汉民族文化磁场的吸引” ⑥。马烈在另一处也认为:“汉藏混血者的特殊气质和多种文化语言混血生成的特殊触觉，成就了作家小说叙述表达的成功，汉族文化传统的绵延深厚和藏族民间口传文学的空灵奇特共同奠定了作家小说创作大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