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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对民族电影的贡献 　　【摘要】 我们总是一面高喊“现代性”，却又一面又大呼“原生态”；一面进行“现代”建设，却一面又保护“原生”文明。如果要用“现代性”为“传统性”保驾护航，那“现代性”的存在就是对“传统性”的最大嘲讽，而文学和电影就像一对苦难和甜蜜的姐妹，它们似乎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探索“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蚺但又不相互替代的共存方式，是母语电影和文学新的使命。 　　【关键词】 传统性；现代性；民族电影；《滚拉拉的枪》；《母亲》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是中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光辉灿烂的一年。继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之后，青年导演宁敬武的贵州母语电影《滚拉拉的枪》也入围第59届柏林电影节，这部影片作为“新世代”单元六部竞赛片之一角逐“水晶熊奖”。同年5月，韩国导演奉俊昊的《母亲》获第14届釜山电影节评论学会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女主角奖、第30 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作品奖，并代表韩国电影入选第82届奥斯卡电影节外国影片单元。2010年3月，该片又获得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电影奖。 　　一、民族电影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如果说《梅兰芳》的成功，归功于享誉盛名的“梅兰芳”、 群星阵容、陈凯歌和他的摄制团队，那么《滚拉拉的枪》的成功又凭的是什么？15岁的滚拉拉怎么能够抵挡得住梅大师的盖世芳华？但《滚拉拉的枪》确实成功了，其艺术水准和文化内涵甚至高过《梅兰芳》。《滚拉拉的枪》以平淡、真实、宁静、无华的纪录片风格赢得了国际评委，民俗学、教育学和人类学的专家学者们乐此不彼地对苗族文化做着这样或那样的深入研究。 　　《滚拉拉的枪》讲的是一个少年百里寻父的动人故事。故事围绕着一把成人礼上的要用到的枪展开。因为15岁的滚拉拉必须参加成人礼，参加成人礼必须要枪，要枪必须有父亲。可滚拉拉没有父亲，自然也没有枪，他只有一个和他相依为命的奶奶。为此，他以寨子为原点，以乡镇为半径，按奶奶的描述独自去寻找生父。 　　故事里有八成的好人，都是仅限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才有的：中意滚拉拉的女孩子（要送他三礼：成人礼上要用的荷包、腰带和鞋）、杂货店的老板（本来就是微利经营，听说滚拉拉要寻亲又是让利又是赊账）、铁匠铺的老板（同情滚拉拉没有父亲，就将枪打七折出售，几乎无利可图）、收留滚拉拉的农夫一家（滚拉拉意外发现男主人与前情人偷情也没有和滚拉拉翻脸）。极品好人当然是滚拉拉的奶奶，她相貌粗俗却心地善良，养大了捡来的孩子滚拉拉，为了一个成人礼，竟然义无反顾地变卖了珍藏一生的银器。换做“现代人”，恐怕早就忙着财产公证和为自己养老做打算了，怎会为一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倾其所有呢？不过，滚拉拉更是好到“傻”，他没有离开过苗寨，几乎没有分辨好人和坏人的能力。所幸的是，他寻亲之旅有小惊无大险。故事里有好人当然也有“坏人”，确切地说是坏人变坏之前的雏形：滚拉拉遇到的猎人――吴巴拉，影片没有将吴巴拉具体展开，只是将吴巴拉的“恶”堵在代表着“传统性”的苗寨之内，而苗寨就像《西游记》第五十回孙悟空为师父划的圈子。 　　S.N.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里说道：“这些破坏潜能――现代性的‘创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清楚地表现出来，……现代性的这些破坏力量却遭到了忽视，基本上排除在现代性话语之外。最近一段时间，这些破坏潜能又在现代舞台上可怕的复活了。”[1]75如果吴巴拉遭遇的不是滚拉拉，或是一个“现代文明”人，按现代性惯例处理，难免不和吴巴拉发生冲突，比如“你没有经我允许就抢了我的米饭”“你让我颗粒无存我就让你变成饿死鬼”，欠了银行一屁股债的吴巴拉会怎样呢？血案一定会发生在争斗的两人身上。可以想象，如果吴巴拉不是在划地为圈的苗族森林躲着，而是去大城市流浪，抢劫犯或杀人犯就是他终极的模样。让吴巴拉出现又不让他变成阶下囚，是电影预期的暗示和导演的对传统性所秉持的恻隐心。原始部落是真善美的，但人性依然有罪恶难恕的一面，吴巴拉是一股潜伏其中的恶势力，这种势力一旦和“现代性”正面冲突，完全可以预见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尽管镜头没有伸向真正的“现代性”都市，但现代性已变得那么突兀了。银行就是标准的“现代性”产物！谢立中认为：“所谓‘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2]1吴巴拉选择逃亡就是选择逃避“现代性”，选择避免被现代性敲上一棒。 　　整部电影都在强调一种意识：远离现代性，请还给原始部落里最单纯的繁衍方式吧！宁敬武对保护“传统文明”的态度如同对遭遇了现代性的滚拉拉一样慎重。现代性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使少数民族农村表现出多元化，传统文化以其绝对的弱势无力对抗现代文明，即使有“非遗”保护，也难免遭遇灭顶之灾，传统性正在向现代性不断低头、妥协。 　　宁敬武描绘了两个被“现代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