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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领域的第一大奖项，从以往的奖项授予情况来看，其侧重点在欧洲和美国。近年来，瑞典文学院渐渐开始注重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边缘文学的推荐，使得欧美作家越来越难问津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在“国际化”潮流的裹挟下，民族的藩篱正逐渐被突破，“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不断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接受世界读者的检验，并逐步寻求融合与认同。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便已经凭借抒情性散文化的小说从中国文坛走向世界文坛。 　　诺贝尔文学奖对沈从文的认可 　　在2012年凭借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绘制出山东高密乡文学版图的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一突破在激发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同时，也引发对鲁迅、沈从文、贾平凹等一流作家在诺贝尔之路处于遇冷状态的反思。然而，早在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就先后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88年，沈从文已经进入候选人名单最前列，但就在当年的5月10日，龙应台打电话告诉汉学家马悦然，沈从文已经过世，马悦然随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确认此消息，并给他的好友文化记者李辉打电话询问消息，最终确认沈从文已过世了。因此沈从文称得上是中国作家中最接近诺奖的人。 　　而沈从文入围诺奖的主要动因是他善于借鉴外国文学名著，并善于从外国作家人生经验中吸取养分。他以一种人生的间接形式或者艺术借鉴为范本，内化为艺术探索的动力，缩短了与世界读者之间的文学距离，从而实现了作品的可译性。 　　在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沈从文充分吸收“五四”前后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养分，进行了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游记、戏剧等形式的文学实践，把对现实人生的怀疑和战争带来的社会混乱上升到形而上的人生悲剧层面，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当中，创作了轰动文坛的《看虹录》《摘星录》和《烛虚》。这是沈从文在弗洛伊德、乔伊斯的影响下所进行的进一步的创作实验。现代派手法使他的文学技巧达到一个新境界，但最能代表其创作个性的是以20世纪初湘西现实生活为背景，表现湘西普通大众悲欢离合的作品。这类作品通过把对原始性的追求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进行完美结合，重塑了诗意的中国形象。沈从文的这类小说往往极力渲染湘西世界的奇幻浪漫以及原始初民的生机与强健，经过作家纯朴温情的描述，即使是杀人越货、酗酒打架、狂放淫乱的行为都显得天真可爱，寓言式地反映了湘西苗族从孤立隔?^到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艰难过程，同时折射出中国从传统的朝代国家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历史过程，为后发国家被动回应现代化提供了更具本土性的样式，具有鲜明的异域文明色彩。 　　此外，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西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的贯彻实施，许多重要的中国文化、文学典籍均已译介到西方，西方读者对了解中国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沈从文笔下所呈现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简单纯粹的爱情和人的真善美成为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作品刚好契合西方世界读者对东方的浪漫幻想和神秘情结，代表了中国优秀作家的风格与特色。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队对沈从文的认可，其实也是对其译作的认可。因此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问鼎诺奖的必由之路。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制可以发现，评委们倾向于将欧洲语种作为评选语言，那么相应地，对于不具备亲缘关系的汉语来说，翻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媒介。换句话说，中国作品只有翻译成英、法、德等在西方通行的语言才能进入评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平等的，英语以世界性语言的身份受到诺贝尔奖的青睐，泰戈尔更是通过自译为西方世界呈现出一个散发神秘宗教色彩的印度而得到奖项。而当时中国作品的外译情况不容乐观，作品的翻译数量较少、质量较差、影响力较低，这些因素都成为中国作品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短板，这也是中国作家长期未能获奖的重要因素。沈从文之所以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归功于中国文学的知音和挚友，翻译家马尔姆奎斯特（中文名马悦然）。汉语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我们同样清楚其从一种语境转换到另一种语境的准确再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马悦然作为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不仅巧妙地保留了原作的文学民族性和文化内涵，彰显中华文明的底蕴，同时也帮助作家赢得了瑞典读者善于发现美和审视美的心，契合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观照。而其他瑞典翻译家翻译的 《边城》和《沈从文作品选集》正式出版也是沈从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重要因素之一。 　　沈从文著作的潜力 　　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经历了初次登上文学舞台进行文学创作到被排斥、被批判、被迫放弃文学创作，和在放弃文学事业之后被高度评价的历程，可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