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人蔡金昌和他的后来人.docVIP

手艺人蔡金昌和他的后来人 　　蔡金昌1956年生，1979年进入服装行业，北京一商红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多年来为国内外重要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制装。2011年，蔡金昌获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称号。2013年，带领红都设计研发中心设计制作的“盛世国服”获得中华老字号时尚创意大赛金奖。 　　一件趣事 　　采访完工作人员带我参观红都博物馆，从毛泽东到历任国家领导人的礼服展示，一张张当年红都为国家重大会议制装后相关部门的感谢信、证明信，都静静的在那里讲述着红都半个多世纪走来的点点滴滴。走到一面照片墙前，我指着一张在为西哈努克亲王量制尺寸的照片询问这个是蔡师傅吧？工作人员肯定后笑着给我讲起一件趣事，说蔡师傅这么多年在红都一直负责为重要领导人和外宾等制装，每次国家活动结束，会有记录历史资料的工作人员来核实相关负责人，有次当红都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核实的人介绍主要负责人蔡师傅，介绍他在制装过程中的辛苦和负责时，蔡师傅习惯性谦虚的说道：“啊没有，没有。”弄的核实人员一头雾水还以为大家报的是假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哭笑不得的和蔡金昌说，”这时候您可千万别谦虚啊。” 　　这件事倒是和我刚刚采访完的蔡金昌形象颇符，低调随和，虽然寡言，但一直会用淡淡的微笑来缓解彼此的局促，回答问题时总感觉他要起身拿剪刀和针演示给你看，相比他坐在这里接受采访，那可能让他更自在一些。 　　1979年蔡金昌通过招工进入了服装行业，从一针一线练习手针的学徒，到成为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这一干就是38年。回忆起二十几岁的选择，他说那个时候国家刚准备开放，对服装行业知之甚少，也完全谈不上是一种喜欢后的主动选择，“知道是给外宾和领导人制装的地方，就觉得不错，那时自己穿的衣服都是涤卡的，高档一点的面料大商场才有，除非结婚时才会买一件，所以进了服装厂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些高档面料，感觉还是不错的。” 　　师父和学徒 　　上海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牌子”，上海发廊，上海服饰店代表的是店里面有技艺精湛的老师傅，凡是敢用这个招牌的，在那个年代，对技艺的自信要远超过对潮流的标榜。而说起上海和裁缝的渊源，就要从宁波说起。宁波裁缝自十九世纪中叶东渡日本学习西服技艺，回国后在上海发迹，形成了一批专为外国人制作西式服装的社会群体--红帮裁缝。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街头洋人众多，西服流派多样，又促使上海滩红帮裁缝博采众长，西服技艺更加精湛。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有崭新的形象，北京一时寻找不到合适的西装裁缝。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安排下，208名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红帮技师分两批进京，几经合并成立了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过来自红都的“红色裁缝”制作的衣服。 　　红都就是由一群技艺精湛的红帮裁缝建立的，而蔡金昌的师傅就是这其中鼎鼎大名的田阿桐。田阿桐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和国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国家领导人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毛式中山装”的名字由此传遍海内外。现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悬挂的毛泽东巨幅像中，毛泽东的着装就是他的手笔。 　　回忆起师父对他最大的影响和让他印象深刻的，他说：“还是那个质朴的道理，做事先做人。选徒弟也是，师父说，他看徒弟就是看人，看人品，不用一上来技术有多好。像我现在对学员也是，做得慢，从头一点点学，这都没关系。不是根据你掌握的程度决定留不留，我们也不考你。主要在过程中观察人，工作踏实不踏实。是块好料，那么我们再培养你。”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高频的工作节奏和步步紧逼的KPI容不得你先去选择一个人的潜能，再花时间慢慢培养，这实在是太花精力和心力的一件事，但蔡金昌仍然坚持用这个准则在选择自己的徒弟，然后一针一线的示范，一字一句的教授，一步一个脚印的等待他们开花结果。 　　精品制作中心 　　这个让蔡金昌引以为傲的理想地就是经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精品制作中心，多次承担了为国内外领导人和重大的国家活动制装。从2011年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现在人数稳定在50人左右，蔡金昌一直比较坚持招进来的要是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不怕你技术还达不到要求，但要看你能不能踏实的做这件事，能静下心踏实做事就是工艺师的天分。而坚持选择服装院校毕业的，在蔡金昌看来还有一层意味：时代不同了，孩子们接触到的信息也十分的丰富了，服装专业的教育发展也比较完善了，能从服装院校走出来的学生，继而选择了来到精品车间做这份工作，说明他们已经进行过主动的自我选择，这其实就大大的避免了真正进入到工作岗位后才意识到的不合适，节省了双方的投入成本。 　　得到了精品车间的入场券后，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互选过程。“首先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