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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义的重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任何学科都不得不面临现实语境的尖锐挑战。这种挑战消解了传统的学科边界，释放出固有解释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的合法性源自“艺术自律”这一重要的现代性进程。随着西方思想的认识论转向，艺术也被理解为主体创造性的产物。根据卢梭的看法，主体的创造性也是人与社会形式相对抗而产生的生存情绪。艺术日益成为汇聚非理性意义的源泉。在卢梭身后，尤其经德国观念论的锤炼，艺术的批判意义日益突出，结晶而为审美乌托邦。 　　无疑，艺术自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分化成就之一，其标志是“艺术生产逐步摆脱了宗教仪式―宗教机制以及宫廷的约束，由读者、观众和听众等组成的欣赏艺术的公众对艺术的接受把正规化的艺术批评当作了中介”。[1]艺术拥有自身规律的同时，也履行了相应的社会功能，从主观上弥补了人们在职业劳动等客观领域所遭受的不公和压迫。就此而言，艺术自律成为批判社会异化的价值尺度。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急剧转型，“艺术自律”也逐渐解体，丧失了批判的锋芒。在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全面审美化被开启，基本上宣告了艺术与社会之间传统关系的终结。艺术不再是超然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价值飞地。文学理论进入了所谓后现代状况。各式各样的理论呼吁虽层出不穷，但“理论”本身也面临着泛化或衰落的命运。要么沿着波德里亚等所指示的方向，克服传统美学所固守的、基于纯粹审美的“拒绝性姿态”，重建足以说明现代人的生存感和体验结构的新美学；[2]要么从价值层面上重建文学的意义，在学科分类的视野中重新悦纳多方资源，证成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文学批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上述思路具有说服力的话，我认为，吴子林的《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一书正依循第二条思路而展开。该书将文学问题置于价值层面，旨在厘清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作者以文学批评的手段，求索于各种具体文学及思想文本，围绕文学问题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讨论。该书的体例安排尤其值得重视。作者在《后记》中坦言，书中的文章均出自他在《小说评论》的连载专栏：“不论是选题，还是文体，都不那么‘规矩’，不那么‘逻辑’，不那么‘论文’。”[3]与整饬的论文相比，更具有随笔的性质，更注重公众的阅读感受。文章秩序显然经过精心安排，主次标题颇具理论性和针对性：“后理论时代”展示了一副理论溃散、杂语共生的复杂局面，“理论”的可能性究竟何在？ 　　沿着上述核心问题，该书由“破”到“立”，依次讨论了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头两篇文章以“文学抱负”与“中国故事”为主题，为全书张目，奠定了理解文学问题的基调。作者重提略萨的文学抱负论，指出文学专于“务虚”，必然是“无用之用”。文学的良知一是培植个体与宇宙之形而上的灵魂关联，二是自觉地发挥移风易俗之效力，对荒诞现实施以及时的批判。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张力，也由此凸显。紧接着的两篇文章则以“奥威尔问题”和“叙拉古问题”为契机，深入讨论文学（语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纠葛关系，目的是警惕和破除笼罩在文学上的政治迷思，锻炼文学自律的筋骨。作者认为，要克服知识分子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的迷途，“超轶政治”既是正当的选择，亦可谓文学的良知和责任。正所谓“不破不立”，上述四篇文章从主题来看，总体上是为了“破”。一是借重审文学的基本价值尺度和基本信念，来破除当代文学创作中不敢直面荒诞现实的困局。二是借“超轶政治”的积极建构，来破除文学与政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这两个击破点敞开了一个阐释空间。 　　第二，从《“安尼玛的吟唱”》到《“作家们的作家”》等四篇文章，着力探讨了文学写作所涉及的“信仰”或“神性”。这种探讨充实了第一个层面上敞开的阐释空间。无论是研讨《格萨尔》史诗的“神授艺人”现象，还是宗教信仰与神性写作的关系，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旨在挑明：“缺少了信仰力量的强劲参与，中国文学的精神品质和审美质素显得异常贫乏。”[4]中国文学中超验维度的缺失，历来争论不休。如果仅停留在对西方宗教资源进行“修辞策略的借用”，仍不过是触及皮毛。信仰当然是西方文学的根本底色，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就中国文学而言，信仰则更多是触发和建构其本真价值的导引。信仰如何与“中国问题”对接，使人的尊严和荣耀有所依凭，才是所谓信仰叙事或神性写作的真义。在此意义上，神性与审美皆是对生命问题的终极回应。文学中的神性乃是“自在的自由”，它“突破了一切心灵和文化预设的障碍，刺激并激活了所有的语词，构筑了一个熠熠生辉的‘艺境’”。[5]呼吁神性，也是一?N“破”，要破除的正是当代文学中的信仰失落，言之无物等诸种弊病。作者因此探寻了当代作家创作原创力的奥秘，并驳斥了认为中国当下写作的根源俱在西方的论调。这种论调的关键在于认为中国传统无法提供当代写作（尤其小说）所需的现代性技巧以及挖掘人性的深度。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