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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学：“阿德勒体系”及其三个历史阶段 　　编者按：“音乐学”作为现代学术概念，自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学人中付诸实践，近百年来围绕其理论建设、专业内涵、学科方法等命题，各方专家经过了各种形式的探索与思考，而随着相关艺术院校民族音乐理论专业乃至音乐学系的创立，这种专业的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音乐学”专业的教育经过近一个甲子的发展，积累了怎样的经验与教训、取得了怎样的业绩、存在着怎样的困顿与挑战？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日益壮大的研究生教育和丰富的学科方向、研究领域，以及社会文化职业的广泛需求，由此带来的对于专业的认知和人才培养问题又有着怎样的新思维？这些问题都是本次专栏所意欲关注的…… 　　最近，《音乐研究》编辑部组织笔谈，讨论“‘音乐学’的内涵与人才培养”问题，反思“音乐学”在中国的百年史，为未来发展提供思考。笔者以为，反思“音乐学”人才培养，首先得反思“音乐学”。 　　“音乐学”产生在西方，后在全球推开。何谓“音乐学”？简单说，“音乐学”是知识分类中系统性的音乐知识体系。所谓“知识体系”，被认为是对事物基本属性全面的理论概括，同时亦是事物认识的基本途径。由此，“音乐学”体系即是对音乐基本属性的理论概括和音乐认识的基本途径。笔者以为，在现实意义上，“音乐学”可有狭义和广义的粗略理解：狭义理解，“音乐学”是指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广义理解，“音乐学”是指音乐活动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与实践，包括表演、教学和研究等。故此，笔者以为，为音乐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国人有必要对它在西方历史上的发生、发展状况进行梳理。 　　一、西方“音乐学”的产生 　　与其历史走向 　　众所周知，“音乐学”语出西方，作为知识体系之名出现，其时间节点在1885年。由此，西方“音乐学”的历史发展，粗略讲，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学科”时期（1885年前），“阿德勒体系”时期（1885―1960年）和后“阿德勒体系”时期（1960年后）。美国音乐理论家托马斯?克里斯塔森（Thomas Christensen）认为，西方音乐理论有三个传统：一是思辨的传统，二是规章的传统，三是描述的传统。相较而言，后两个传统晚出。“规章的传统”的关键期在9世纪11世纪，以“音高”系列及其各种构造（音高、音程、记谱等）为核心；而“描述的传统”更晚，出现在18世纪末，主要与修辞的历史传统相关联，涉及“曲式”、“主题”与“动机”分析等。惟与“音乐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思辨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在此“思辨的传统”中，前学科时期有六个重量级人物及其相关理论：一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us of Tarentum），他从实践角度关注音乐形式，将其区分为“音高学”、“节奏学”、“旋律学”三个领域；二是古罗马的阿里斯提得斯?昆体利安（Aristides Quintilianus），他在《论音乐》一书中提出了“理论”（包括“自然的”和“技术的”方面）与“实践”（包括“作品”与“表演”方面）二分模式；三是中世纪的波依提乌（Boethius），他提出了音乐的三重划分：“宇宙音乐”（天体、季节和要素的和谐）、“人类音乐”（精神与肉体、精神自身和谐和肉体自身和谐）、“工具音乐”（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四是17世纪的马林?梅塞纳（Marin Mersenne），他提出了另一种音乐的四分法：“音响的物理学、运动的机制、嗓音的生理学”、“歌唱的性质、理论学说、作曲与表演的机制”、“各类乐器的物理学和构造”、“宇宙和谐”；五是约翰?马特松（Johann Mattheson）从功能角度将音乐具体分为四类：“自然的”――音响学领域（音响的基础）、“道德”――情感与风格领域（特殊的音乐心理学）、“修辞的”――音乐作品与方法、“数理的”――传统的音乐材料的理论化；六是18世纪末的约翰?尼古劳斯?福克尔（Johann Nicolaus Forkel），他将音乐理论分五部分：声学（物理学）、音响计算（数学）、记谱及其理论（语法学）、曲式和风格（修辞学）、美学和表演实践（批评学）。 　　1885年，“音乐学”发展进入“阿德勒体系”时期。该年，奥地利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在《音乐学季刊》上发表题名为《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的文章，首次将“音乐学”上升为“学科性”概念，成为统摄音乐领域总体性知识的术语。在他的“音乐学”学科架构中，音乐知识被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大部类。“历史音乐学”具体包括：（1）音乐记谱学，（2）基本历史分类（曲式的分类），（3）法则史（音乐作品中的体现、理论家的规定、实践中的体现），（4）乐器史等；“体系音乐学”则包括：（1）音乐法则原理研究（和声的、时间的、旋律的），（2）音乐美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