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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论文：农信社改革：寻求突破 农村金融与农信社的改革始终被业界认为是金融体制改革中主导思想最模糊、改革相关理论最薄弱、涉及对象最复杂和推动难度最大的一项改革。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金融与农村信用社的体制就一直处于改革和探索阶段。1994年，农业银行与农业发展银行分设，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1996年，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商业性金融与合作金融分立。“脱钩”后的农村信用社又走过了8年的改革历程，所幸的是在经历了这些分分合合之后，中国的农村信用社毕竟在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了。 到2003年末，农村信用社共有法人机构34577个，人员658653人。本、外币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0％左右，其中各项存款23594.54亿元，占金融机构总存款的11.07％。各项贷款为17451.36亿元，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11％，其中农业贷款余额7358.12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4％。负债总计为22392亿元，占金融机构总负债的9.88％，从人均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农村信用社人均资产为336万元，仅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人均资产的26.86％；人均负债为340万元，仅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人均负债的28.42％。 农信社改革究竟存在哪些难题？使其至今仍是最复杂和难度最大的改革。 二元目标难以兼顾 农信社改革在主导思想上，决策层往往面临既要解决“三农”融资难问题，又要解决农村信用社可持续经营问题，但是这一二元目标往往难以平稳兼顾，“主力军”愿望难以实现。农信社能力与支农需求间的不对称是农信社改革的根本难点。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银行基本不承担县以下农业贷款业务，农发行只是在流通环节支持粮食收购；在生产环节，农村信用社单兵独战成为支持“三农”的“主力军”。另一方面，邮政储蓄也不断抽水，据不完全统计，去年，邮储存款近8000多亿元中，约60％来自县以下。即使在中东部地区，信用社因电子化建设滞后，经营手段单一，加上一些行业的歧视性政策，又限制了其自筹资金的能力。 另外，农村信用社在经营不利的同时还承担着4类巨额政策性亏损：一是1994年至1997年间，全国农村信用社支付的保值储蓄贴息；二是关闭农村合作基金转入的亏损；三是接收城市信用社损失；四是行社“脱钩”、企业改制、政府贷款等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这些因素既阻碍了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农信社成为支持“三农”“主力军”愿望难以实现。 这种尴尬决策部门已经有所觉察：近期，中国银监会合作部主任张功平在农村信用社支农工作研讨会上发言：“农村信用社在支农工作中，确实发挥了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曾经叫作‘主力军’的作用。但是从目前和今后的状况客观分析看，仅依靠农村信用社不可能解决农村一系列资金问题，把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都压在农村信用社身上，是不现实的”。 农信社性质逐步改变 农村信用社的性质问题不仅涉及改革的相关理论也是这些年争议最多、实际操作较为复杂的问题。农村信用社的性质与各地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在经济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的地区，农村信用社基本演化为商业银行性质，如江苏等省。考虑到商业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支持“三农”冲突等因素，浙江省改革试点放弃了农村商业银行而选择了农村合作银行。在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是官办金融机构，不是真正的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在性质上，人民银行目前着重定义信用社的社区性，而逐步淡化合作制性质；信用社内部职工希望转变为股份制。信用社从业务上看是存、贷款和结算的金融机构。但至今对农村信用社仍缺乏明确的定性判断。 “脱钩”后的农村信用社一度被定为“合作金融”，但真正的合作制必须基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合作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这必然要求社员的相互了解和合作范围不能过大；二是社员无法从正规商业性金融获得融资；三是由合作精神导致的合作契约的完备性。目前，三个条件在全国各地都不存在。 在组织形式上，目前各地农村信用社形式各异，有“省联社—地市联社—县联社—乡镇信用社”、“省协会—市联社—县联社—乡镇信用社”、“省信合办—市信合办—县联社法人”和“独立的农村商业银行”等多种形态。此前，各地信用社基本倾向于建立全国性管理机构，目的是为了解决信用社的支付、结算等问题和寻求在中央的利益代表。中央基于成立全国联社几乎必然会导致的官僚性和道德风险的考虑，否决了“纵向拉条”的组织模式。 历史包袱依然沉重 虽然中央对8个改革试点省市的历史包袱已经以数百亿资金、用专项票据和专项借款两种主要方式予以扶持和解决，但是到目前为止，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仍很沉重，即使各级政府的配套扶持政策全部到位后，仍无法根本解决。从整体上分析，这些补贴资金只够解决农信社历年累计不良资产的三成左右。以江苏省这样经济较发达的省为例，目前，改革后仍有23家困难县级联社的历史包袱未解决，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