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的无知.doc

摩罗的无知(修正后的最终版本) 谢谢提出批评的人。 文/洛洛（李军） 女权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大多数时候都是负面词汇，多半是因为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论者经常要女权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为与它不相干的东西负责。譬如在不绝如缕的关于上海女人和上海小男人的种种说法中，女权主义被用来表述类似御夫术一类的东西。 很多论者在讨论女权主义的时候，常常自说自话，他们所提到的“女权主义”观点，既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知识传统中的任何一种，也从未在中国现实发生，而是他们想象中的“女权主义”。不管他们讨论多少“女权主义”，他们对中国妇女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兴趣了解，对女权主义思想源流和历史从不作一点基础的功课。他们先设想一种不可理喻、荒诞无比、极端得可笑的“女权主义”思想和现实，然后批驳之。 对这样充满唐·吉柯德精神的学风和文风，我觉得有责任提出一点批评和商榷。最近学者摩罗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妇女解放不能以伤害母性为代价》就是这样的文风和学风的典型代表。 对历史的无知 摩罗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应该为“母性的丧失”负责，他如此展开他的论述： ? “最近几年不断听见年长一辈的女性倾诉当年生育孩子的艰难困苦，那一代母亲几乎都是在孩子出生42天之后，就不得不离开孩子，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至于孩子，要么交给祖父母那一代老人，要么交给托儿所，有的人甚至不得不将孩子送到千里之外的亲友家中寄养。孩子这么快就离开母亲的怀抱，他有多么绝望？母亲如此狠心的抛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有多么痛苦？虽然早就时过境迁，可是这些倾诉着的年老母亲依然难免眼含泪水。 　　谁都知道，母亲之所以不得不选择这种痛苦，是因为她必须立即投身职业场，恢复她的社会角色。社会和职业的要求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为什么一个社会要如此残酷地对待这些母亲和孩子？跟历史上母子相依为命的情景比起来，这种社会现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倒退。为什么随着文明的发展，母亲和孩子的命运却变得更加恶劣？是谁推动了这样的倒退？ 我首先想到了妇女解放，因为是妇女解放运动为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男权社会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如此虐待母亲和孩子。妇女解放运动是谁发动的？这个运动真的是为了妇女的权利而发动的吗？” ? 显然，对历史的无知让摩罗找错了对象。并非是妇女解放，而是当时国家的劳动与福利制度，让文中的母亲（1949-1980年代前后）不得不告别孩子回到工作。在那个时代的就业制度下，国家和集体是唯一的雇主，个人在其中只能俯首听命，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那时候，工作不是私事，而是有深刻政治意涵的公事，公必然大于私，只要革命工作有需要，非但父母不能照料儿童，儿女也无法扶助父母，家庭成员无法互相照料，个人必须为工作无条件付出健康和生命，只要看看那个年代不断涌现的“螺丝钉”“鞠躬尽瘁”式的英模形象，就知道那是个个人空间被集体主义的理想无限挤压的年代。 在1949年以后，虽然国家宣称实现了男女平等，但现实是，养育孩子、照顾家庭单方面由妇女负担，仍然是国家默认并支持的事实，从夫居住、从夫工作被诸多劳动人事、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制度强化，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得以留存。“光荣妈妈”、“铁姑娘”等等几乎互相悖谬的角色，正出于妇女被不同阶段的政治利用的同一事实——请问，那段历史，又有哪个群体、哪些个人能避免被政治利用呢？但这些帐这恰恰不是妇女解放运动之过——因为1949年以后，在中国曾经活跃、政治取向多元的民间自由女权运动即告终止，代表妇女整体利益的唯一机构，是妇联组织。了解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人，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然而，在妇女解放与动开始之前，中国妇女的状况真如摩罗所说，“母子相依”，田园牧歌，一派和谐景象吗？摩罗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显然略知皮毛，但知之不深。中国女权运动的早期论著《女界钟》（1903年）就是一个男性知识分子金天翮撰写，金如此描述 “旧女性”——“女子者奴之奴也”；又如此描述西方社会的现代男女关系：“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仗，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那些欧洲的白人男性啊，这会儿正嘴里叼烟斗，手里拿着斯地克，挽着爱人，带着小娃儿，昂首勾肩搭背在伦敦、巴黎、华盛顿大街上啊……我恨自己不能那样！）妇女解放，就这样成为男性知识分子的中国现代化图景的一部分，而为男性知识分子所率先提倡。女性不解放，男性就无法享受欧美一般品质的伴侣家庭关系和公共空间，无法成就他们以欧美为蓝本的现代化。 不过很快，妇女解放不需假手男性，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取向的职业妇女和革命妇女，有了自己的妇女解放论述与行动。在国民革命时期，妇女运动曾经是非常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以至于国共两党都把女权运动分子当成争取的重要对象。当时妇女解放的议题涉及女子教育（包括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