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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反馈对互联网产品自我完善的重要性 　　摘 要：微信红包开发者在“中国网络情人节”这一天针对中国受众做出了提高单个微信红包交易额的举动，原本的200元上限在这一天提升为520元，这是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的一种主动式自我成长。本文将围绕微信红包开发者的这一举动，研究微信红包开发者与用户之间的循环互动方式及沟通机制，并探讨该机制的完善对社交媒体进行自我发展的意义。关于微信红包的大多数传播学方向的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了微信红包的出现对人际建构的影响或微信红包本身的传播动力，而本文将聚焦于微信红包开发者与微信红包用户间的互动上。 　　关键词：微信红包；循环互动；反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4-0056-02 　　一、事件分析 　　2016年5月20日，微信红包开发者将单个微信红包（一对一）上限由原来的200元改设为520元（谐音“我爱你”）。 　　拉斯韦尔认为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及效果是构成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如果把本次事件置于该框架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微信红包开发者为用户提供单个“520”微信红包的功能，是整个传播过程的起点，具有主动性，符合传播者的身份特征；微信红包则作为承担传播者与受传者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媒介；表面上看，这场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递给受传者的信息是指其在2016年5月20日发布的提高单个微信红包上限为520元的通知，但从本质上来说，该信息其实就是微信红包开发者为微信红包用户提供了单个“520微信红包”的功能；而微信红包用户使用了开发者开发的该项功能，也就是接收到传播者传递的信息，则微信红包用户是受传者；根??微信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5月20日18时，这十种金额的微信红包（0.52元、5.20元、5.21元、13.14元、52.00元、52.10元、52.13元、52.14元、131.4元、520元）被发了2.78亿次。 　　对于微信红包开发者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营销，与此同时微信红包用户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因为二者间这次的沟通建立了契合点，所以微信红包用户的这项需求才会被开发者所知晓，因此我们提出大胆假设，微信红包用户在使用微信红包功能后，对微信红包开发者有所反馈，而开发者根据反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提供了单个“520”微信红包的功能，为受传者所接受，由此取得了较大的传播效果，也就是说，这个契合点的实现途径就是“反馈”。 　　二、关于反馈 　　信息的反馈是双向反馈得以实现的基础……在传播活动中，指受传者对传播者发来的讯息的反应[1]。传播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传播者将信息通过一定的媒介传递给受传者，受传者只有发出反馈，才能证明其是接收到传播者的信息的，从而完成闭环的传播过程。反馈的程度强有弱，传播者对受传者的反馈内容感知程度也有所不同。 　　1.事件中的反馈――内外兼具 　　微信红包开发者提供了微信红包这一功能，这是传播者给受传者的信息，但是微信红包用户希望在5月20号这天用520元微信红包表达爱意，这是用户的需求，即用户给微信红包开发者的反馈（我们称其为外反馈，将在下文中作详细解释），2.87亿次的转发量可以反证出用户是有这种需求的，只不过这个需求是相对隐形的、较为微弱的，需要传播者主动去捕捉。微信红包开发者在5月20号这一天把单个微信红包上限提高至520元，表明其捕捉到了来自微信红包用户的反馈。 　　就传播空间而言，反馈分为外反馈和内反馈，在以上整个传播过程中微信红包用户表现出来的反馈就是一种微弱的外反馈；内反馈指的是主我对宾我的信息反应，也包括组织内部被动人员对主动人员的信息反应。本次事件中，微信红包开发者在接收用户反馈前在其组织内部进行了信息反应，然后开发出了这项功能。换言之，其组织内部的“宾我”预测了可能来自受传者的外反馈，“宾我”与“主我”间进行交流（即内反馈）后，改进了微信红包在5月20号这一天的功能，从而使得用户的外反馈得到回应，微信红包开发者与微信红包用户之间实现了循环交流。这种关系可用图1作证[2]。 　　2.注重内反馈――微信取得成功的原因 　　如今，节庆日发放微信红包已然成为微信用户的一大习惯，微信红包开发者根据大部分中国网民对“520”这个数字的情结，通过内部预测的方式，在5月20号这一天开发了单个“520微信红包”功能。 　　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外反馈是较为直观的，内反馈是隐性的、难以察觉的，产生在受传者外反馈之前。而内反馈正是本次事件中微信红包取得较大传播效果的原因：内反馈是外反馈的折射，组织内部提前做好了对外反馈的预测，也就是说，组织内部在接收受传者外反馈前已经做好了相应的调整，而该调整恰恰是与外反馈相似的，因此便能够满足受传者的需求。微信红包开发者在提供了微信红包这一功能之后，在5月20号之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