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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德育比较，推进创新与发展 ——蔡元培与杜威德育之比较 党和国家一直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重大课题始终摆在重要位置，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所谓德育，就是为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而进行的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三方面的内容。1] 其中政治教育包括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少年培养成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合格的好公民，道德教育是培养良好品质，有的国家把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相结合。而德育理论教育属于隐性教育，贯穿于整个德育工作方法、途径等各个方面，并不是进行单独教育的，甚至是交叉进行教育。 正如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文化。”[2]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著名的五四运动前夕，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被邀请到中国，在全国各地巡回讲学，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受知识界一直认可和欢迎的外国教育家。蔡元培和杜威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同国度，受不同文化熏陶比较这两位教育家德育的异同，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学校德育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蔡元培受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并把它视为公民道德的纲领，他在《对手新教育之意见》中强调何谓公民道德? 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疑，蔡元培提出的德育内容基本上是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比中国封建道德观念进步得多。但蔡元培为了说明以自由平等亲爱为德之大纲的合理性，也引用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对其进行论证。他说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与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结合在一起，并不如其设想的那样容易做到。 杜威是在民主体制的美国成长的，他也受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并把它贯穿于他的德育思想当中，他主张全面的自由观，即基本的自由就是心灵的自由，以及产生理智自由所必要的行动与经验的适度的自由。民主社会是杜威的理想社会，他认为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能越来越大地支配我们的公共教育制度 （二）培养社会有用之人 正如杜威评价蔡元培的那样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德育有助于改变社会不良风气、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1917年蔡元培就任京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对学生提了三点希望和要求。其中一点就是希望学生”砥砺德行”，不要流于污浊之社会， 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并要求学生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以自己良好的德行去感染、影响社会。他说方今风俗日下，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 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虽然学校教育，并不能完全改变社会一时的道德风尚，但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摇篮，学校无疑对社会的道德风貌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不但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成为有良好道德品行的公民，而且它还能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学生良好的德行，不但直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貌的改善，而且他们还可以以自己的言行去感染别人、教育别人，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蔡元培认为要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必须进行体、智、德、美并举的教育，而德育是完全人格之本。他说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所以，道德教育对完全人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要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必须抓住德育这一根本。 杜威是儿童中心论的代表者，但是其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却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社会，因此他极为重视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强调培养学生的社会精神。杜威注重社会成员的全面、和谐发展，他认为学校是为社会培养良好公民，他指出一般来说，学校整个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具体工作，需要时时联系学校的社会地位和职能去加以考虑。同时，杜威把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建立在民主社会基础之上，认为民主主义教育的运动不可避免地成为由政府实施和管理的学校的运动。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