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耕文明和游牧精神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docVIP

浅谈农耕文明和游牧精神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证明，历史绝对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律的。中国人要想掌握中国特殊的文明兴衰发展规律和中国的 命运，则必须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些“偶然事件的堆积”。 性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更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从世界各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看，民族性格属于民族脊梁问题。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致命的缺陷。因为，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无数古老农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软弱，而被残酷的世界无情淘汰。世界发展到现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间和资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更加充分重视民族性格问题。为此，就必须从民族性格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演变发展史。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勤劳主要来自于中华农耕民族的性格贡献，而勇敢则主要来自于中华游牧民族的性格贡献，二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华夏农耕民族是创造古代中华文明的脑与手，但农耕必定会软化民族性格，而游牧民族所贡献出的勇敢精神和刚强进取的民族性格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脊梁，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必须依靠游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断输血。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盛衰定律：一旦华夏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太强于“狼性”，华夏就被异族入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一旦“狼性”太强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专制暴政，或军阀混战，民变烽起，战乱不休。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与羊性大致平衡，或狼性略大于羊性时，华夏中国才会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印证了这一发展规律： 几千年以前的炎黄大战，最后以黄帝胜出，这是因为虽然炎帝黄帝都起源于游牧民族，但是炎帝族比黄帝族早几百年进入中原农耕区，炎帝又称作“神农氏”，是上古时期华夏各族中最早开始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部族，因此炎帝就比黄帝更早地收到农耕对民族性格上的软化影响。游牧精神不断战胜、并最终战胜农耕精神这一世界性的客观规律，也在中华历史中发生作用。炎黄大战成为中华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主线的起点，这条主线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游牧精神和农耕精神之间的斗争、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这条主线的历史对中华文明影响更加深远，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在最初阶段，炎黄先民的狼性血液还没有被部分和平安定的农耕生活所稀释；凶猛桀骜的狼性性格和游牧精神，也不可能轻易被定居安逸的农耕环境所软化。炎黄部落开始半牧半农，这样，他们既有凶猛的战斗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保家卫国；又有相对安定的劳动生产条件，以生产供应充足的生活资料。因而这个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炎黄先民从此在中原大地崛起，人口快速增长，国土剧烈扩张，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 然而，逐渐扩大的农耕生活，慢慢销蚀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狼性性格，并慢慢破坏已经逐渐缩小的中原牧地的狼性造血功能。到商末时期，西部的周族开始崛起，周国内部存在着农耕与游牧杂居融合的民族现象，使得周国在民族性格上具有农耕与游牧的杂交优势，比较全面，狼羊结合，半野蛮半文明，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具有比中原农耕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强悍进取的狼性性格，还具有较高的礼仪文明，敦厚待民爱民的向心力。于是，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八个西方戎狄国，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 1 \* GB3 ①周国凶猛的虎狼之师，以少胜多，取得大胜，灭掉商朝，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影响极大的西周王朝。 周国和周朝这种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使周国和西周不仅接受了一次游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输血，而且实际上还对整个华夏民族，重新输入了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这次输血产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这些对华夏民族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那时侯华夏族的圣贤，都具有刚强的游牧精神：性格强悍，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也是对当时民族性格的准确写照。而这种民族精神中充满了中华游牧精神。农耕所必然产生的不思进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灭的原因，自强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顺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张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辉灿烂，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