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转折点下的契机.docVIP

“用工荒”：转折点下的契机 虎年伊始，浙江企业又遭受了新一轮的“用工荒”。根据相关统计显示：今年春节后返城民工较去年同期减少近20％，而企业需要的岗位数量却增加了将近30％。如此现象并非今年所特有。早在2003年，浙江企业的“用工荒”就已初现。而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用工荒”便愈演愈烈。2010年春天的“用工荒”更被称为七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许多浙江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为无法招到工人而开工不足，大量订单被搁置、拖延，这使得刚刚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浙江经济再次面临发展瓶颈。 作为一个人口净流入大省，浙江拥有7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劳动密集型企业云集。依靠充足的外来劳动力输入，中小型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推动浙江经济实现了腾飞。然而，时至今日，曾经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已经不像想象中那样源源不断。其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原因？浙江企业应如何应对？应对措施又会怎样影响浙江经济？本文将一一试作分析。 “用工荒”成因 （一）从结构到总量的供求不均 如果说几年前的“用工荒”还表现在季节性、区域性、结构性的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话，那么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走向了总量性的“用工荒”。对于急需用人的企业而言，不但技术岗位一工难求，就连招聘零技术、零门槛的流水线操作工、普工等也处处碰壁。 出现这一转变的主要根源在于供、求两方面的因素。 在劳动力供给这方面，浙江省本籍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1岁，老龄化严重，急需外省劳动力补充。而全国适龄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人数在不断减少。据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专家指出，2000年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约有2.5亿，而现在农村适合当农民工的年轻人数量已经低于1.2亿。劳动力供给充足、总抚养较低、社会负担较轻的“人口红利期”渐渐进入尾声，而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人口负债期”也许会提前到来。一些研究机构甚至认为，“用工荒”将随着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而进入常态化。 另一方面，浙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劳动力资源的不断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作为浙江工业的基础，一直是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8年间，浙江工业年增加值的增速一直维持在10%以上，2007年为最高，达到16.9%。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才回落到5.9%，而2010年第一季度的统计公报显示，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浙江制造业明显回暖，工业增加值甚至增长了19%。这些数据表明，作为“中国制造”重要组成部分的“浙江制造”对全省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特定的产业结构下，“浙江制造”大幅增长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长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随着劳动力供给的逐渐见顶和企业需求的不断增多，这种宏观层面的总量性劳动力供求不平衡最终会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形式表现出来。而当总量供求不平衡叠加上长期以来技术工人缺乏、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等结构性劳动力供求不平衡因素时，劳动力市场上的“用工荒”现象必将进一步升温。 （二）收益与成本上升博弈 经济持续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让城市的生活成本节节增长。物价水平、医疗成本、住房成本、教育成本等的上升，让生活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缺乏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沉重的生活压力。 与城市生活成本上涨的程度相比，外来务工人员所获得的工资上涨则远远落后。由于浙江的制造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附加值低，企业往往靠降低价格的方式开拓市场，所赚取得只是微薄的“加工费”。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增加，企业原本微薄的利润进一步受到压缩，企业能给外来务工人员提高的工资待遇非常有限。 与之相比，近几年农村经济却大有起色。由于中央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务农获得的收入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再加上沿海地区一些产业已经向内地转移，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其获得的报酬并不比城市低，而生活成本却比在城市打工减少了许多。 当“人口红利”的逐渐终结使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当城市与农村的生活在收益与成本之间不断博弈，毫无疑问农村劳动力已经具备了就业选择的主导权。他们“用脚投票”，回到老家务农，或者向内地、家乡周边的企业回流。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浙江企业的“用工荒”。 “用工荒”带来的影响和对策 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作为以“两来一补”模式起家的许多浙江企业来说，廉价的人力成本，是他们在市场上得以生存立足的唯一竞争优势。然而随着无限供给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用工荒“时代的到来，这些曾为“浙江制造”做出过贡献的企业将不得不面临被淘汰的生存危机。 然而，对宏观经济而言，“用工荒”却并非坏事。浙江制造业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企业构成，廉价的劳动力曾经让这些企业满足于低端的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