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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 答 辩 状》 民 事 答 辩 状 案由：著作权纠纷 答 辩 人：董洪，男，曾用名：董红，1962年9月22日出生，甘肃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干部，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被答辩人：白明，男，满族，1960年5月6日出生，武威市凉州区电力局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干部。 请求事项： 1、请求法庭确认原告的《中国旅游标志——“飞马奔雀”艺术设计师及造型初探》和《中国旅游图形标志——“飞马奔雀”艺术造型与易学初探》是在被告新闻通稿、论文初稿、董李对话录三篇文章的基础上改编的两篇论文； 2、判令原告立即停止侵权，原告对改编作品著作权的行使，除有法定理由外，均应征得被告的同意； 3、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侵权费5000元和经济损失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1986年秋，答辩人就“西部文学”的宗旨空泛而没有鲜明旗帜的现状发出“文学流派能否成立”的疑问，武威文坛有名的“韩铁嘴”挥刀上阵，在《红柳》杂志上与之交战，这一回合在陇军少壮派中引起强烈反响，金城联大电影戏剧班的学员们针对答辩人和韩文俊两种相互对峙的文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991年底，答辩人开始主持武威地区作协的日常工作，他倡议创办了内部会刊《天马》，以创立“西部走廊派”为宗旨，团结一批青年诗人开始了大胆地实验。“走廊魂”的象征究竟是西端的“飞天”还是东端的“天马”呢？酒泉和武威的诗人们在频繁的往来信件中激烈的辩论着，在佛教“舶来派”和道教“正宗派”中间，原张掖师专中文系教授方步和先生提出了“河西文化派”的主张，并成立了“河西文化研究会”，真是“天下三分”，河西走廊的文学理论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1992年初，答辩人开始执笔撰写“西部走廊派”的宣言书，在参阅大量关于“天马文化”的资料过程中，他凭作家的直觉断定“铜奔马”的作者不是一位普通的“劳动人民”，而是一位思想修养深邃，艺术造诣超群的设计大师。早在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的《诗的朝觐》一书就收录了答辩人的诗歌《马超龙雀》，诗中发挥奇特的现象，描绘了一幅激怒天马奔腾超越于风神龙雀之上的历史画面，武威的一位知名作家李田夫据此改编成了一个童话故事，发表于《小白杨》杂志上。答辩人和一位同事石万鲁合撰关于“铜奔马”题材的一部中篇小说，受其影响，武威地区博物馆出资2000元委托兰州的一位武威籍的李鼎文教授复印有关研究“铜奔马”的论文，该馆负责人梁新民开始辑录《武威铜奔马》一书，后来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红柳》杂志上曾经刊登过梁新民撰写的《雷台汉墓断想》一文，其中说：“皇帝的仪仗队有40匹马，而雷台汉墓出土的仪仗队有40匹马，证明墓主的身份是王侯级别”，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答辩人的脑海中，整整藏了6年工夫。1991年10月的一个傍晚，答辩人拿着收藏已久的那本《红柳》杂志到被答辩人白明家里翻阅地方史料，偶然翻出了一本《凉州府志备考》，见“职官卷”中有位“张江”的武威太守曾被封为南阳析侯，眼前豁然一亮，情不自禁地推敲起来……从此，答辩人的业余考古生涯便开始了。武威市博物馆馆长、保护铜奔马的有功之臣党寿山将自己珍藏多年已经发黄的《雷台墓出土文物追缴会议记录》拿出来供答辩人参考。武威市雷台公园主任张保童热情地献出了从梁新民手中复印的全国研究铜奔马的专家论文20多篇。答辩人还采访了新鲜乡新鲜村13组的一位80多岁的基督教徒和参与发掘雷台汉墓的木匠王明，对后者的《采访记录》已经发表于甘肃省档案局的网站。河南省西峡县（东汉析县）史志编辑室和四川广汉县志办公室都热情复函回答问题，尤其是广汉的刘玉涛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路过武威住在答辩人家中的张掖师专教授方步和也诠释了许多疑难字句。在他们的帮助下，答辩人执笔的论文初稿《中国旅游标志——“马超龙雀”造型的艺术设计师和监造者之千古谜底的重大破译》终于出台了。 1992年3月27日，四川的《旅游文化报》首次发表了武威宣传工作者王相山署名的《揭开“马踏龙雀”之谜》新闻稿。4月15日、22日《兰州青年报》连载了王相山的报告文学《“马超龙雀”破译记》，之后又被《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海外报）转摘。5月1日，《金星》杂志刊登了王相山、宋振林联袂推出的报告文学《“马超龙雀”破译记》，之后被《金城·美文摘萃》摘编，云南的《奥秘》杂志将不满30岁的答辩人画成了胡须花白的长者，这段趣闻在当时社会上很快传为笑谈。 被答辩人白明成名心切，但由于是文革期间的高中生，文化程度低，仅仅在《红柳》杂志社编辑的修改照顾下，发表过2首小诗，缺乏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朋友反复无常。1992年5月“首届国际丝路研讨会”组委会发来邀请函后，被答辩人暴露出了“先小人，后君子”的丑恶嘴脸，突然将两人共同查阅出的所有资料抱回家中，不让答辩人执笔撰写第二稿论文。后来，答辩人凭惊人的记忆力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