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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孝亲观 《论语》中的孝亲观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 2009-12-25 ) 浏览次数：325 如果说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那么孝亲则是人类伦理中的不朽话题，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界，产生了人的意识，情感的问题便随之出现，孝亲的观念自然诞生了。“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翻开千年的文明史，孝的观念一直贯穿其中。正如谢幼伟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之大，地位之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深有所知”。 一、孝观念的发展演变 中国历史上，孝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观念。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母权制度向父权制度过渡的时期，由于血缘关系的明确和私有制的产生，子女可以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财产。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为凸显与重要，孝的概念也明确起来。 在甲骨文中，孝字的上部是个老人，弯腰弓背，白发飘拂，手拄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而孝字的下部是个孩子，把两手朝上伸出，托着老人，作服侍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孝做了生动而准确的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西周时期便产生了“追孝”、“享孝”的观念；孔子把孝的内涵由“孝养”扩大到“孝敬”，儒家把孝由家庭推广到社会，移孝作忠，“忠孝一体”；汉以后，孝观念上的变化，主要是把行孝与上天感应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行孝而重义。即强调“孝感”、“孝义”。 总之，从“追孝”、“享孝”到“父慈子孝”；从“孝养”到“孝敬”；再从“孝敬”到“孝感”、“孝义”的历史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孝”具有两重性，既包含着养老、敬老、有理智的、人类美好情操的“孝”，同时也包含着被统治阶级改造为“忠君尊王”御用品的“孝”。 孝观念的两重性使得传统孝文化在近现代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似乎“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内，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换一句话说，就是人若要做一个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个不孝子不可。”[①]在“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走向了极端，骨肉相残的事件不绝于耳，这一切都对“孝”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然而，作为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惊奇的发现，虽然幼时从未诵读过传统典籍，从未接受过三纲五常的教育，但我们“孝”的意识仍然很强烈。这种感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孝”文化积淀的深厚。我们在日常生活、耳濡目染中感受着“孝”。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矫枉过正的反传统，也刺激着我们重估传统。传统不是一条黄瓜，可以一掌排烂。传统有着复杂的层次，某些深层的内容，是无法简简单单反掉的，比如“孝”。 二、论语中的孝亲观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93），这句话道破了孔子在两千五百年中国文明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全面地反映出孔子这位儒学第一人的思想学说，在孔子的众多学说中，“孝”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 （一）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中国一直从氏族社会到现在都是在血缘文化的支配中。这种血缘关系就是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的关系又是以亲子关系为主，兄弟关系为次组成的。以己为中心，上推祖、曾祖、高祖，下及子、孙、曾孙等，横及兄弟、堂兄弟等。但最亲的还是父子兄弟，这就是孔子所讲的“孝弟”问题。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亲有疏，有近有远的，孔子主张爱心的发挥必须由亲而及疏、由近而及远，才是合乎人情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孔子说：“年轻人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在外面要敬爱兄长，言行要谨慎诚实，要博爱群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了这些还有多余的精力，就再学习书本知识。”孔子认为，“孝”是促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弟”是促进兄姊与弟妹关系的，这是爱的根本。“泛爱众而亲仁”，则是促进其他各种人与人的关系的，那是爱的扩充。他于“孝”说“入”，于“弟”说“出”，于“爱众而亲仁”说“泛”，亲疏、远近的次序是很明显的。 孔子的弟子有若有一段话讲的很好，他受教于孔子，真实地道出了孔子对孝弟问题的见解。有子说，“做人孝敬父母，尊爱兄长，但喜欢冒犯上级官长的人是很少的。不喜欢冒犯上级，但喜欢造反作乱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君子致力于做人的根本，根本树立了，仁德也就生发出来了。孝敬父母，尊爱兄长，或许就是仁德的根本吧！”这里说明了孝弟是仁爱的根基，离开了这个，人的形象就树立不起来了。一个人生而为人，就应当不断修炼自己的品性，一个人生而为人子，就应当对父母有一种自然的敬爱，如同父母对孩子有一种自然的慈爱。 子夏也早就道出了这一点。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