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的历史》第七章 赌博与传统社会时尚.docVIP

《赌博的历史》第七章 赌博与传统社会时尚 “呼卢院落争新岁”—传统社会风俗中的赌博印痕 　　由于赌博是一种普适性大众游戏娱乐项目，因此，它往往能直接融人社会风俗之中，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心理发生重要影响。 　　赌博对社会风俗的渗透首先表现在岁时节令的民间习俗中。新春佳节，人们除了宴饮、团聚、祭祀祖先天地、酬拜交游外，一个主要的活动便是赌博。这是与上述诸项活动连成一气，不可缺少的过节内容。北宋禁赌，但每年正月初一，开封府都要出示榜文，允许“关扑”三日，“纵赏关赌，入场观看。惯习成风，不相笑讶”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清朝民间，一般大户人家平时严厉禁赌，但到年关期间，却允许小孩仆人玩些小注的赌博，“除夕家庭举宴，少长欢喜，儿女终夜博戏玩耍”(《京师风俗记》)。京师“除夕为三十晚上，黄昏以后，合家团坐以度岁，酒聚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燕京岁时记》)。 　　《红楼梦》里的贾府，一般丫头仆妇平时不敢赌博，但正月闲时，阖府皆赌，宝玉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贾珍、贾琏、薛蟠等猜谜行令，赶羊抢快；贾母也是一天到晚与那几个老管家的嬷嬷斗牌行乐；就连贾环也被允许和莺儿掷骰相赌，不亦乐乎。总之，正月里赌博，已被社会所普遍认同，甚至在文人们的笔下被描绘成幽雅恬淡的醇风美俗：“西邻东舍任往还，为斗花牌输几钱，向晚归来重整鬓，看人门内笑扶肩。” (清·王崇简《王正谱俗竹枝词》) 　　到了近代，各地“自交正月，例不禁赌”，此种风俗不仅相沿未改，而且愈演愈甚，从家庭亲戚间小注额戏耍，变成为赌场、赌徒间的狂赌不息，良风美俗蜕化为伤风败俗。如每年旧上海这一时期的报纸都有这方面的新闻披露，如《申报》就有“赌博形形色色，废历春节之恶，旅馆居家到处赌博” (《申报》1933年2月6日)等报道。旧北京“逢到过旧历年，赌风更盛，各个家庭、商号、旅馆、饭店，无处不在赌博，走到哪儿都是赌场，一赌就是五天、十天的，几乎成了一种习惯”(王子威《赌博弊习》)。除了逢年过节开赌外，不少地方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也有开赌的习俗，如北京就有所谓“耍红白棚”：“北京有这样一种风气，凡是家里办喜事或丧事时，都要在院子里搭大棚，喜事为红棚，丧事为白棚。有些人家由于办事没钱，便想出一种要钱抽头的办法，称作耍红白棚。有点地位的人家，棚一定搭得很早，拆得很晚，前后大约七八天的工夫。主家先要约请久赌的行家来成局，然后约好赌的人们入局。只要开赌的消息一传开，来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此外，有人家大办丧事时，在出殡之前亮杠或等候起灵的当儿，往往也会在路边围起一群一群的人聚赌。以押宝为多，开宝的人，都是赌棍。他们专门打听哪儿有出大殡的，便早早去等候。警察很少管这类事，因为赌钱的都是些抬杠、打执事的穷人，就是抓了也没什么油水可捞，还可能受到上级埋怨。过去有的穷人越穷越赌，结果常常是把卖苦力挣的几个钱输得净光”。(王子威《赌博弊习》)类似风俗不独京、沪等大城市，在广大农村更是极为普遍，如湖北武昌县农村，“旧时，城里商人下乡或帮会人物，遇见婚姻喜庆或开山立堂，便借机聚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保安队及其所谓‘游击队，在农历初一、十五，到处开堂结拜干兄义弟，借故赌博，盘剥老实农民。有的推牌九，有的抹撮牌（一种84张的纸牌——引者注），还有纸制马吊牌和骨制麻将牌，这些都叫‘牌赌。另有骰子和铜钱宝，俗名‘宝赌。”(《武昌县志》卷三十《民俗》) 　　赌博对日常生活习俗影响的大宗是以掷骰、牙牌来行酒令赌酒。据说，此一习俗早在唐代即已流行。“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逶丽入令。”因此白居易有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其中所言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等都是当时酒令名称。这一习俗到明清时期，大行于市井里巷，朱门贵府之中。我们从《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中可以发现其具体情形。 　　掷骰子行酒令的花样很多，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行酒令过程中一般都要说出所掷出的骰谱名，二是根据掷出的花色、谱名来决定谁该饮酒。如《金瓶梅》第六十回写西门庆等人掷骰子令赌酒： 　　沈姨夫向西门庆说；“姊夫，不如这等，请大舅上席不还行过今儿，或掷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词歌赋，顶真麻急口令，说不过来吃酒，这个庶几均匀，彼此不乱。”西门庆道：“妹夫说的是。”先斟李一真，吴大舅起令。吴大舅拿起骰盆儿来，说道：“到位，我行一令，顺着数去，遇点要个花名，花名下要顶真，不拘诗词歌赋说一句；说不来，罚一大杯。我就是一起： 　　“一掷一点红，红梅花对白梅花。” 　　吴大舅掷了个二，多一杯，饮过酒，该沈姨夫接掷。 　　沈姨夫说道：“二掷并头莲，莲漪戏彩鸳。” 　　沈姨夫也掷了个二，饮过二杯，就过盆与韩姨夫行令。 　　韩姨夫掷完，吃了酒，说与温秀才，秀才道：“我学生奉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