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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前言 第三卷前言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8月开始合作前各自写的著作。第一部分是马克思在1843年3月中旬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后至1844年8月写的著作，第二部分是恩格斯自1842年11月至1844年6月在英国期间写的著作。 这一时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他们通过各自的途径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收入本卷的这些著作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 本卷第一部分的首篇著作是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就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页)，这促使他思考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探讨物质利益同国家和法的关系，为批判黑格尔的法学观点做了准备。这期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他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论述，对于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起了促进作用，为他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中心问题。黑格尔把观念变成独立主体，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见本卷第10页)。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种把现实关系头足倒置的思辨唯心主义，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见本卷第10页)。“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见本卷第11页)“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见本卷第12页) 马克思在分析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揭示了现代国家中人的个人存在同社会存在的分离，指出其主要原因是现代国家不可能实现人的普遍本质和人民的利益。他认为，只有“真正的民主制”才能消除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政治领域同社会领域、国家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的分离。“真正的民主制”在现实的人民中有自己的基础，是现实的人民自己的创作。“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见本卷第41页)马克思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见本卷第72页)人民绝对有权利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还揭露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实质是颠倒现实关系，本来是出发点的事实被神秘地变成观念的产物，不依存于思维的经验事实被归结为观念，观念被说成是经验事实的原因。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见本卷第18—19页)。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就在于“使政治制度同抽象观念建立关系，把政治制度列为它的(观念的)发展史的一个环节”(见本卷第19页)。 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自觉地向唯物主义转变。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他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取得的成果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页) 1843年10月，马克思去巴黎，与卢格一起筹办《德法年鉴》。他打算通过这个刊物把德国和法国学术界的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在巴黎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历史，接触了工人运动，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新变化。本卷收载的《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3年，布鲁诺·鲍威尔发表了《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文章，提出犹太人要求得到解放的必要性，论证犹太人应当以放弃犹太教为前提，并把这种要求提升到人的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驳斥鲍威尔把社会政治问题化为神学问题的错误观点，指出宗教不是政治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指出必须先消灭政治压迫，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见本卷第169—170页)马克思阐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内容和性质，指出：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封建主义下解放出来，实现了政治解放，即消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