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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 ? 尹明耀 ? ? 1 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 ?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既然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是文化的共同体。那末，随着文化本体的转换，民族本身则必然发生相应地分化或融合。古代的高卢人融入法兰克人之中，虽然起因于高卢人之被征服，但如果没有文化的融合，高卢人便不可能消失在法兰克人之中；而近代法兰西民族的诞生，则完全是近代文化熔铸的结果。至于意大利民族、德意志民族、英吉利民族，莫不如此。中国由华夏民族而汉民族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根本就在于血缘文化延续了数千年，甚至直到今天，血缘本体仍在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正是这个缘故，在历次民族融合中，各兄弟民族都只是被血缘文化所同化，而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中国的血缘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根本原因便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起着维持和加固的作用。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固性、持久性，便必须首先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特性。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不能不首先涉及到奴隶制与封建制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奴隶制与封建制是社会发展的两个相继出现的阶段；而领主制与地主制则又是封建社会的两个相继出现的阶段。这一观点虽然几十年来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实际上却并不合乎马克思本人的论断①(何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公式》一文作了详细论证，可参阅。)。并且，众所周知，领主制之为领主制，就在于它是以等级授职、授土而形成的军事采邑制度。这一制度的基础，它的劳动组织形式，便是农奴制。虽然奴隶的出现很早，但作为一种制度，它却较农奴制要晚。因为农奴制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中国，都是早在奴隶制盛行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恩格斯就曾指出：“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P672。)。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乃至于整个学术界恰恰正是以那种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历史。由于它同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事实相去太远，以致于不得不在史料的解释上做文章。其结果，不但造成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上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也严重地妨碍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性质的客观认识。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澄清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早在克里特时代，希腊便已经出现了奴隶。当时的奴隶直接来源于战俘和罪犯。这些奴隶主要是充当国王和氏族贵放的家内奴，还可能同被征服的土著居民一起，“使用来建宫殿，筑道路，开矿山，做各种工艺，以及当充海员”①(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转引自顾准前书，P4。)。但是，他们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直接的生产者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这些被征服者虽然直接受着征服者的奴役，但他们却不是奴隶而是农奴。 对于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杜丹在《古代世界经济生活》一书中作了广泛的研究。他指出： 在希腊的几个区域，在历史时代初期发生的民族移动——入侵、移民、征服——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经营土地的制度。那些未能在新来者到来之前逃掉的旧居民，都被降为农奴。被斯巴达人征服的美塞尼亚人的命运是如此；希腊殖民地的许多人民，例如黑海南岸赫拉克利亚和西西里岛上叙拉古两地的人民，也是如此。拉哥尼亚的隶农和帖撒利的农奴，都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中最有名的例子。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属于他们了，或者毋宁说不再属于他们了。在侵略者到来之前，他们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由于侵略和入侵的结果，他们失掉了土地所有权。但是他们仍然留在原来的土地上，为征服者的利益而耕种，征服者现在变成地主了。 他们每年必须交纳一大部分收获物给新地主。地主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或把他们卖到国外。再者，地主与农奴的关系，由法律或习惯来规定，地主不能改变它。我们的古代文献，关于农奴、隶农和黑海南岸赫拉克利亚的马利安抵尼安人的这一点，说得很明确。我们不能确知农奴必须把多少收获物交给地主。普鲁塔克说，隶农耕种每一份地必须交纳82米底姆诺斯的谷物和大约同量的液体产品(油和酒)，……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数量对于总收获量占什么比例。美塞尼亚人因被征服而被降为与隶农相同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要把一切土地生产物的一半，交给斯巴达人。…… 我们也知道，隶农和农奴能得到动产，并且有时候很多。所以，农奴的待遇似乎是因地而异的。然而，在拉哥尼亚、帖撒利和别处实行的农奴制度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其中最明确的特点就是土地与耕种土地的人绝对不能分开。地主不能从他的土地上赶走或出卖农奴，以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