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docVIP

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 一、新区域主义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在大国与小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RTAs）过程中，小国会对大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在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1]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 ）中，欧盟接纳东欧国家的协定中都表现得很清楚。 　　小国对大国的让步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减让领域，而且更主要体现为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法规、政策向大国靠拢。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源定价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竞争政策都适应美国的要求做了较大的调整。 　　针对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美国不仅要求南美洲国家对其经济体制和政策做出调整，而且还必须符合美国政治民主制度的要求。同样，东欧诸国为了加入欧盟也需要对其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大幅调整。由于不同国家在体制调整方面的步伐存在差异，他们只能分批为欧盟所接纳。这种小国对大国做出的单方面让步现象被称之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 ）（DeMelo，Panagariya ，1993；Perroni，Whally ，2000）。 　　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有一系列隐含的假定。一是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是一种纯粹的国际商业行为。也就是说，参加者的目标函数是单一的经济因素。二是所有参加国的规模是相同的。在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所有参加国的谈判交易能力是等同的，不会出现一方利用自身的较高谈判交易能力做出损害另一方的行为。三是谈判的结果是互惠的。成员国的收益或成本来自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DeRosa，1998）。 　　事实上，在国际经济领域，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贸易战中的报复能力、参与双边与多边谈判交易能力等等。 　　因此，新区域主义首先把经济规模的差异引入到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中来。进而，改变了传统理论的上述假定，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 　　对大国来说，由于其市场规模较大，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较低，[2]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和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谈判交易能力较强，所以源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影响不大。以NAFTA 为例，在它成立之前，墨西哥对来自美国出口产品所征关税税率大约为10%，而美国对来自墨西哥的产品所征的关税税率低于10%.据估计，NAFTA 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小，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甚至小于季度国民收入账户的统计误差），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也就是几万人（Fernandez ，Portes ，1998）。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传统经济收益之外的非经济收益。 　　相反，对小国来说，较小的市场规模、对外部世界的较高依存度、较弱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和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谈判交易能力决定了，他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以获得市场准入机会为代表的经济收益。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如果在小国之间开展区域经济合作，非经济收益同样会成为影响成员国（是否参加区域贸易协定或接纳新成员）决策的一项重要因素。在Andriamananjara 与Schiff（1998）所做的小国合作模型中，传统的贸易一体化收益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小国之间所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是克服他们较低讨价还价能力和较高谈判成本的有效途径。 　　在新区域主义模型中（Perroni ，Whally ，2000），由于大小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劣势及目标函数存在差异，他们的成本与收益体现在不同的领域。以自由贸易区协定为例，大国在向小国开放市场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小国实施贸易报复的权利。为了补偿大国的损失，小国必须向大国提供单方支付（side-pay-ments）。如果没有这种单方支付，大国与小国之间就难以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因而，在均衡状态下，小国从自由贸易区协定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必须提供单方支付。换句话说，小国与大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实际上是利用单方支付购买了进入大国市场的“保险”。 　　当然，大国的目标函数并非仅仅是获得单方支付，除了传统的贸易利益之外，它还要力争扩大自身的贸易报复能力或国际谈判交易能力，以便与其它大国进行竞争。为此，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式会影响大国对单方支付的要求。在自由贸易区协定下，成员国之间没有统一的关税与贸易政策，大国难以利用此种方式提高其贸易报复能力。而在关税同盟条件下，成员国之间不仅取消了区域内贸易壁垒，而且存在统一的关税与贸易政策，大国（及整个区域）的贸易报复能力将因此而提高。此时，大国对小国的单方支付要求会相应地降低。另外，当大国之间的贸易战风险加剧时，大国会提高对单方支付的要求。 　　与传统的区域主义理论相比，新区域主义理论对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合作做出了更符合现实的假定和描述。其中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