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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 浅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2010年03月21日 19:09 日本问题研究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今年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第61个年头了（本文原载于《日本问题研究》杂志2006年第2期），“作为当年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发动者之一，日本是有责任深刻地反省历史并向曾经饱受侵略之苦的国家和人民道歉的。”[1] 然而，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频频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系列不和谐音使曾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不禁要思索，“日本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度”[2]要了解日本，不仅要摸清其历史发展轨迹，更重要的是从中探究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提炼出影响日本民族精神的关键因素——武士道。研究武土道产生、发展、变化及特定时期作为精神工具的定位可以对日本民族近代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及今后的走向有更清醒的认识。 武士道的产生与特点 “原始的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成为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并成为其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力量。日本神道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象征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象征着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 考古发现表明，从古坟时代中期起，剑、刀、甲、胄、马具等攻击性武器激增，说明日本民族对武器和武力的崇拜渊源久远且渐趋强化。从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崇拜往往可以发现其价值取向，而这种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为文化发展方向和价值选择的决定力量。 在《日本书记》及《古事记》中，伊奘诺尊用神剑斩杀火神柯遇突智，后来倭姬将神剑授予日本武尊，日本武尊用神剑东征平定虾夷地方，把神剑供奉在热田神宫。可见，刀剑既是杀人的工具，又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上古时代日本列岛诸国之间的战争。很明显，对刀剑及武力的膜拜折射出了日本民族的尚武传统，这便是武家文化产生的原始土壤。 早在公元八、九世纪，武士道便随着武士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武家文化拉开帷幕而初现端倪。关西军阀首领源赖朝集团战胜关东的平清盛集团，官拜“征夷大将军”，“1185年在镰仓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幕府，”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武士对大名(封建诸侯)及将军的效忠机制正式形成。武家政治孕育了武士道，武士道经历了平安主从道德、镰仓／室町武士道和德川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的发展轨迹，但“武士道”的称谓却是出现在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是大名的家臣，精于弓马、骑射、刀术，效忠和服从主君，为主君征战沙场，攻城掠地。武士领取俸禄，为了报答主君的恩情，对主人忠心耿耿。武力社会的胜负由武士的向背决定，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的武士道较之平安主从道德，给武士的礼遇越来越高。武士作为职业军人，是幕府统治的中坚，也是各政治派别极力争取的力量，拥有社会精英的政治地位；武士的道德规范自然成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武士的伦理观也极大的左右了社会标准体系，武士道精神就是武士伦理道德的核心。武士道的精髓是“忠义勇武”，其主要特点有： (一)忠诚至上。“在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无论平安主从道德，还是各个时代的武士道，都把“忠”放在第一位，这是身为武士必须具有的美德，讲求对大名和将军绝对的忠诚和彻底的服从。武士为了自身和后代在武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惜生命来效忠，“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为主君忠诚赴死的武士人人称颂，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武土家庭就是培养忠臣孝子的摇篮。“曾辅佐足利义满将军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所著《竹马抄》，训诫子弟，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份。” (二)重名轻死。武士将名誉看得非常重要，如果面临名誉与生命的两难抉择，武士会毅然选择名誉。名誉不仅关系个人的得失，还关系到家族的荣誉和利益，所以在必要时刻，武士不惜牺牲性命保全名誉。武士“驱使于矢石之间，出身于生死之门”，因此“武士好禅”，武士修禅宗来凝聚精神，积蓄能量，置生死于度外，随时准备用生命的绝唱换取崇高的名誉。《平家物语》第九卷“木曾之死”将武士为主君壮烈自尽描写的极其震撼人心： 今井四郎兼平正在酣战，听到喊声(主公源义仲已被射死的喊声)，说到：“事到如今，我还为谁而战呢！请看吧，东国的诸位，这就是日本第一硬汉自尽的楷模！”说罢，把刀尖插人口里，从马上一头倒栽下来，刺穿咽喉而死。 (三)以武勇为本。武士们生活在杀人和被人杀的暴力世界，必须拥有高超的武艺才能生存。武士以战争为职业，以武勇为谋生技能和晋升途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贫富贵贱统统取决于武勇。武家社会极其推崇武功和勇力，剑豪宫本武藏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和武士典范。刀作为武士之魂，刀不见血不算武士。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身为武士，必须武勇。 (四)正直与礼仪。应仁、文明之乱时，一条兼良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