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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信托的现状与前瞻 转：民事信托的现状与前瞻 2011-8-12 23:32:30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以是否盈利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我国《信托法》在起草之初确定的立法宗旨就很明确，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建立一个规范其发展的法律框架。可以说，商事信托是我国《信托法》立法的真正目的所在，但这样的立法目的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对民事信托的漠视，谈到信托人们仅仅会想起商事信托。而实际上，民事信托才是信托制度的基础所在。 一、民事信托制度的社会意义 在我国，注重对民事信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首先，民事信托是最基本的信托形式，民事信托的基本理论是整个信托制度的基础。民事信托的发展，有助于对信托观念的培养。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引进信托制度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商事信托要获得更好的发展，是以人们对信托制度的了解与信任为基础的。一项没有群众基础的制度，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信托业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除了因为相关制度不健全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对民事信托基本理论的研究，忽视了普及信托观念的重要性。因此，加强民事信托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管理信托为人们财产的管理、分配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事信托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确保当事人意志的实现。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事信托财产的独立与受托人法定义务也使得财产更为安全； 最后，默示信托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默示信托是根据委托人的默示行为推定其具有信托意图而成立的信托。默示信托是信托制度灵活性的充分体现，它可以成为司法裁量的有效手段。任何一般规则在适用于特殊案件的时候，都肯定会产生不公平。因此，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实在法的适用必须受某种豁免权的限制。这种形成于欧洲大陆，并在英格兰由于普通法与衡平法司法管辖的分离而生动的显现出来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法律思想潮流的一部分。[1]在运用其他制度不能使案件的处理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时，完全可以借助默示信托来实现司法公正。 如果说理论是苍白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则颇有影响的实例来对民事信托的重要社会意义做出说明。香港富翁余彭年是享誉大陆的慈善家，由他发起的“光明医疗行动”造福了广大的贫困白内障患者。“光明医疗行动”让许多白内障患者重建光明，可是这一善举在当初却是颇费周折。最初，余彭年请求深圳市人大立法保护他的捐献意愿和捐献产业并由深圳市余彭年社会福利协会及其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利润全部用于教育、救灾、扶贫济困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这实际上就是想设立一项公益信托，我国《信托法》对此早已经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由于有关部门信托观念的缺失，老人设立公益信托的首选没有成功。最终，余彭年只得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慈善资产托管与监督合同，由银行将安全保管余彭年的慈善资产和监督慈善资产的使用。在本质上，余彭年老人还是设立了一项民事信托。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只有信托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委托人意愿及信托财产的安全，也只有信托才能实现这种财产管理的长期规划。如果余彭年的愿望真的不能得到实现，那么这无疑是我国法制的悲哀，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竟成慈善弱土。有关部门所谓的困难，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不是因为没有先例参考，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信托观念。在此，我们更真切的感受到信托观念的重要性，我们也更需要强调信托观念的重要价值。 二、日本民事信托发展的成功经验 对商事信托的情有独钟，可以说是继受信托成文法国家的通病。在日本，大多数法学家都认为日本的信托全部属于商事信托，民事信托制度几乎没有得到运用。但是，从裁判所得判例来看，可以称得上民事信托的判例却随处可见。例如：在母亲为了管理属于妻子的财产，而将该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义下后并存入银行，尔后，在没有得到儿子同意的情况下，将存款债权提供给自己的朋友作为质押物进行质押案例中，法官裁定母亲事实上处于民事信托受托人的地位，应该将财产予以返还；在承包人破产，承包人的破产财产管理人将发包人的预付金冻结（在建筑物发包过程中，发包人一般会预先支付一笔建筑费用该承包人）的案例中，法院也将该预付金认定为信托财产，应该将财产予以返还。[2] 可见，对民事信托的忽略实际上是“重商主义”或“经济至上论”作祟的缘故，而并非所谓的“商事信托价值优位”或“缺乏民事信托生存的土壤”。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一个世纪以来，日本的信托法理论与信托制度、信托法规范和体系一起成长、发展和完善。其间，信托法理论研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既有对英美等国先进制度的借鉴，也有对本国信托实践的总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