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与人生.doc

法制与人生 法制与人生 世界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化开放的信息时代，世界改革的步伐如顺水行舟，日新月异。人们每时每刻都通过各种途径接触新鲜的事物，这其中自然有好有坏，我们是否能分辨清楚呢？ 弗洛伊德认为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而支配人一切行动的，就是潜藏在本我深处的欲望。人的欲望可分为很多种，包括求生欲，食欲，求知欲，等等。其实，人是社会动物，也是政治动物，在物质需要、安全需要等得到满足之后，交往需要、荣誉需要、权力需要、尊重需要等随之产生，也就是说人就是欲望的集合体，是欲望驱动着人们从事各种事情。社会的高度发展，推动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高度增长的同时，必然使人们的欲望极度膨胀。 对于欲望，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明代心学大家则断言，“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认为“天理即是人欲”。事实上，欲望本无所谓善恶，当它处于合理程度，便是善的，当它超出常理，有悖于仁义道德和社会公权力时，便是恶了。人在一生中总是用自身理性之能力及知识的范围控制、均衡及评价心中善恶。当人对这些善要素及恶要素无把握时，就有了法制的产生。古代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就是法制观念的前身。 人是法制的逻辑起点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体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起点，也是法的逻辑起点。法作为调整人的行为的规则，毫无疑问是在有了人之后才产生的，不是法先于人而存在，而是人先于法而存在。 人是法的逻辑起点，只有人才是法的“发现者”、“表述者”。我国台湾学者杨奕华指出：“追根究底，法律的存在，法律的演变蜕变，实乃人的生存所呈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法律之源于人、游于人、依于人，法律之以人为本，以人的社会生活为经纬，诚无庸置疑。” 宗教神学认为法是神意的体现，神是法的创造者或启示者。事实上，神只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上帝的人格性是手段，人借以使他自己的本质之规定及表象成为另一个存在者、一个外在于他的存在者之规定及表象。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就是人之被异化的、被对象化的人格性”。动物或许有活动规则，但那不是法，而是其本能反应。只有人才是法的主体，因为只有人才是有思想、有意志的生命体，“懂得按照任何一个总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使法产生，一是认可，二是制定。前者是依照特定的方式和程序赋予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某些社会规范以法律效力的活动；后者是依照特定的方式和程序创制、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虽然这两种方式在当代社会并存，但在历史上它们曾是先后相继的两种活动。 人是法的逻辑起点，并不表示法与人同时产生。事实上，在人与猿猴相揖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是不存在的。那时候，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平均分配，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交换，没有阶级和国家。这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简单朴素的社会关系不需要法来保护和调整。原始初民意识水平低，在其思维中没有主体与客体之分、没有权利和义务之别。因此仅靠原始习惯、道德和禁忌就能够规范人的行为、解决各种纠纷、实现社会稳定。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作过生动描述：“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法制源于生活 加塞特认为“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哈耶克也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也就是发展成法律”；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亦曾强调：“人生存于外在世界之中。对人来说，这个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与那些和他在天性及归宿方面相同的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如果要让自由的人能在这种接触和交往中共存并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阻碍对方的发展，那么只有通过接受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方能实现。在这个限度中，每一个体的存在和作用都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自由的空间。决定这个界限和由这个界限所确定的空间的规则就是法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总结上述论点后，得出下面的结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